孫犁·記陳肇_學達書庫

記陳肇

　　老友陳肇，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七日，病逝於北京。

　　自一九三八年，一同任職冀中抗戰學院起，至一九四〇年，又一同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止，我同他，可以說是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我在幾篇回憶性的散文中，都曾寫到過他。這裡只能再記一些瑣事。

　　他去世後，我在北京的女兒，前去弔唁，慰問了已經不能說話的陳伯母。肇公的兩個孫女和兩個外孫，叫我女兒轉告，希望我能寫一點什麼。

　　我想，這些事，是我的責任，我一息尚存，當勉力為之。

　　難道還需要孩子們對我進行囑託嗎？

　　陳肇，河北安平縣人。他畢業于天津河北省第一師範。老輩人都知道，這個學校，是很難考入的，學生多是農村一些貧苦好學的子弟。他的家我去過，不過是個中農。他父親很有過日子的遠見，供他念書，叫二兒子務農，三兒子去當兵。

　　畢業後，他執教于昌黎簡師。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和陳肇打遊擊，宿在他的家中，他已經和大嫂分別很久了，我勸他去團圓團圓，但他一定陪我睡。第二天天尚不亮，我們就離開了。陳肇對朋友如此認真，第一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辦事處。一天下午，我與一個原在青島工作、當時在北京的女同志，約好去逛景山公園。我先到景山後街的公共汽車站去等她。在那裡，正好碰上從故宮徒步走來的陳肇。他說：「我來看你，你怎麼站在這裡？」

　　我說等一個人。他就站在路邊和我說話。我看見他穿的襯衣領子破了，已經補上。

　　他一邊和我談話，一邊注意停下來的汽車，下來的乘客。

　　他忽然問：「你等的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說是女的。他停了一下說：「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裡去吧！」

　　說完，他就告別走了。我一回頭，我等待的那位女同志，正在不遠的地方站著。

　　在對待朋友上，我一直自認，遠不能和陳肇相比。在能體諒人、原諒人方面，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

　　進城以後，他曾在國務院文辦工作，後又調故宮博物院。

　　一九五二年冬季，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穿著一件在山裡穿過的滿是油污的棉大衣。我說：「怎麼還穿這個？多麼不相稱！」

　　他嚴肅地望望我說：「有什麼不相稱的？」

　　我就不能再往下說了。我在生活上，無主見，常常是隨鄉入俗，隨行就市的。當時穿著一件很講究的皮大衣。

　　他住的宿舍，也很不講究，可以說是家徒四壁，放在牆角的床鋪周圍牆壁上，糊了一些舊畫。被褥、枕頭，還按三十年代當教員時的方式疊放著。寫字桌上，空空如也，卻放著一副新和闐玉鎮紙，一個玉筆架。他說：「三兄弟捎來的，我用不著，你拿去吧。」

　　這以後，他得到什麼文具，只要他覺得不錯，就鄭重其事地捎給我用。

　　在故宮，他是副院長，就連公家的信紙、信封都不用，每次來信，都是自己用舊紙糊的信封。

　　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宮裱張畫，又有一次，想摘故宮一個石榴做種子。一想到他的為人，是一塵不染的，都未敢張口。

　　他多才多藝，他能畫，能寫字，能教音樂，能作詩，能寫小說。這些，他從不自炫，都不大為人知道。我讀書時，遇到什麼格言警句，總是請他書寫後，張掛座右。我還一直保存他早年畫的一幅菊花，是他自己花錢，用最簡易的方式裱裝的。

　　瑣事記畢，系以蕪辭：

　　風雲之起，一代肇興。既繁蕭曹，亦多樊滕。我輩書生，亦忝其成。君之特異，不忘初衷，從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與世無爭。身處繁華，如一老農。辛勤從政，默默一生。雖少顯赫，亦得安寧。君之逝也，時逢初冬，衰草為悲，鴻雁長鳴。聞君之訃，老淚縱橫！

　　1990年11月22日病起作悼康濯整整一個冬季，我被疾病折磨著，人很瘦弱，精神也不好，家人也很緊張。前些日子，柳溪從北京回來說：康濯犯病住院，人瘦得不成樣子了，叫她把情況告訴我。我當即寫了一封信，請他安心治療，到了春暖，他的病就會好的。但因為我的病一直不見好，有點悲觀，前幾天忽然有一種預感：

　　康濯是否能熬過這個漫長的冬季？

　　昨天，張學新來了，進門就說：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我沒等他說完，就知道是康濯了。我的眼裡，立刻充滿了淚水。我很少流淚，這也許是因為我近來太衰弱了。

　　從一九三九年春季和康濯認識，到一九四四年春季，我離開晉察冀邊區，五年時間，我們差不多是朝夕相處的。那時在邊區，從事文學工作的，也就是那麼幾個人。

　　康濯很聰明，很活躍，有辦事能力，也能團結人，那時就受到沙可夫、田間同志等領導人的重視。他在組織工作上的才能，以後也為周揚、丁玲等同志所賞識。

　　他和我是很親密的。我的很多作品，發表後就不管了，自己貪輕省，不記得書包裡保存過。他都替我保存著，不管是單行本，還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晉察冀文藝》等，「文革」以後，他都交給了我，我卻不拿著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記得這些書的封面上，都蓋有他的藏書印章。實在可惜。

　　「文革」以前，我寫給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著，雖然被抄去，後來發還，還是洋洋大觀。而他寫給我的那兩大捆信，因為不斷抄家，孩子們都給燒了，當時我並不知道。我總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對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過問，我那些信件，他如何處理。

　　一九五六年，我大病之後，他為我編了《白洋澱紀事》一書，怕我從此不起。他編書的習慣，是把時間倒排，早年寫的編在後面。我不大讚賞這種編法，但並沒有向他說過。

　　他和我的老伴，也說得來。孩子們也都知道他。一九五五年，全國清查什麼「集團」，我的大女兒，在石家莊一家紗廠做工。廠裡有人問她：你父親和誰來往最多？女兒不知道是怎麼回子事，想了想說：和康濯。康濯不是「分子」，她也因此平安無事。

　　他在晉察冀邊區，做了很多工作，寫了不少作品。那時的創作，現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是像李延壽說的：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是不尋常的。它是當國家危亡之際，一代青年志士的獻身之作，將與民族解放鬥爭史光輝永存，絕不會被數典忘祖的後生狂徒輕易抹掉。

　　至於全國解放之後，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誤；在寫作上，或有浮誇。待人處事，或有進退失據。這些都應該放在時代和環境中考慮。要知人論世，論世知人。

　　近些年，我們來往少了，也很少通信，有時康濯對天津去的人說：回去告訴孫犁給我寫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給他寫信，總覺得沒話可說，乏善可述。他也就很少給我寫信，有事叫鄒明轉告。康濯記憶很好，比如抗日時期，我們何年何月，住在什麼村莊，我都忘記了，他卻記得很清楚。他所知文藝界事甚多，又很細心，是個難得的可備諮詢的人才。

　　耕堂曰：戰爭時相扶相助，勝利後各奔前程，相濡相忘，時勢使然。自建國以來，數十年間，晉察冀文學同人，已先後失去邵子南，侯金鏡，田間，曼晴。今康濯又逝，環顧四野，幾有風流雲散之感矣！

　　1991年1月1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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