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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沙可夫同志


  ——晉察冀生活斷片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經很久了。從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寫點什麼,但是,心情平靜不下來,也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

  我對沙可夫同志有兩點鮮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風非常和藹可親,從來沒有對他領導的這些文藝幹部疾言厲色;第二,他很瞭解每個文藝幹部的長處,並能從各方面鼓勵他發揮這個專長。遇到有人不瞭解這個同志的優點所在的時候,他就盡心盡力地替這個幹部進行解釋。

  這好像是很簡單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堅持不懈,並且是非常真誠、非常熱心地做去的。

  當時,晉察冀邊區是一個戰鬥非常緊張,生活非常艱苦的地區。但就在這裡,聚集了不少從各路而來,各自抱負不凡的文藝青年。

  在這些詩人、小說家、美術家、音樂家和戲劇家的隊伍前面,走著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風一樣,非常樸素。他也有一匹馬吧,但在我的印象裡,他很少乘騎,多半是馱東西。更沒有見過,當大家都艱于舉步的時刻,他打馬飛馳而過的場面。飯菜和大家一樣。只記得有一個時期,因為他有胃病,管理員同志縫製了一個小白布口袋,裝上些稻米,塞到我們的小米鍋裡,煮熟了倒出來送給他吃。我所以記得這點,只是因為覺得這種「小灶」太簡單,它反映了我們當時的生活,實在困難。

  這些瑣事,是他到邊區文聯工作以後,我記得的。文聯剛剛成立的時候,他住在華北聯大,我那時從晉察冀通訊社調到文聯工作,最初和他見面的機會很少。事隔幾年之後,有一次在冀中,據一位美術理論家提供材料,說沙可夫同志當時關心我,就像關心一個「貴賓」一樣。我想這是不合事實的,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當「貴賓」的感覺。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關心我的。因為在和他認識以後,給人的這種印象是很深刻的。

  當然,沙可夫同志也很關心這位美術理論家。他在那時負責的工作相當重要。

  我很明白:領導文藝隊伍和從事文藝創作是兩回事。從事創作不妨有點潔癖,逐字逐句,進行推敲,但領導文藝工作,就得像大將用兵一樣。因此,任用各種各樣的人,我從來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點,這正是他的優點。在當時,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長,就是財寶。而有些青年,在過去或是現在,確實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說,當時沙可夫同志領導的這個隊伍,真是像俗話所說:「寧帶千軍萬馬,不帶十樣雜耍」,是很複雜的,很難帶好的,並且是常常發生「原則的分歧」的。什麼理論問題,都曾經有過一番爭論。在爭論的時候,大都是盛氣淩人,自命高深的。我記得,有一次是關於民族形式之爭。在文聯工作的一些同志,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處地方,則傾向於「舊瓶新酒」。

  我是傾向於「新酒新瓶」的,在《晉察冀日報》上,寫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過去的遺產,還有將來的遺產。」這竟引起了當時兩位戲劇家的氣忿,在開會以前,主張先不要進行討論,以為「有很多人連文藝名詞還沒弄清」,堅持「應該先編印一本文藝詞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這兩位同志編纂出這部詞書沒有?我當時的意思只是說,藝術形式是逐漸發展的,遺產也是積累起來的。

  周圍站立著這樣多的怒目金剛,沙可夫同志總是像慈悲的菩薩一樣坐在那裡,很少發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難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儘量把意見說出來。他明白:現在這些青年,都只是在學習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說是在工作的路上學習。誰的意見也不會成為定論,誰的文章也不會成為經典的。但在他做結論的時候,卻會使人感到:這次會確實開得有收穫,使持各種意見的同志都心平氣和下來,走到團結的道路上去,正確執行著黨在當時規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發言的時候,既無鋒利驚人之辭,也無叱吒淩厲之態,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講著,忠實地簡直是沒有什麼發揮地反復說明黨的政策。他在文藝問題上,有一套正確的、系統的見解,從不看風使舵。總結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的時候,實事求是。每次開會,我都有這樣一個感覺:他傳達著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就像他從事翻譯那樣忠實。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從事翻譯的初心,運用到工作裡來的。他對文藝幹部的領導,是主張多讓他們學習。在邊區,他組織多次大型的、古典話劇的演出。凡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麼流派,他都幫助大家學習。有些同志,一時愛上了什麼,他也不以為怪,他知道這是會慢慢地充實改變的。實際也是這樣。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當時是以固執歐化著稱的,但後來他以同樣固執的勁頭,又愛上了中國的「三言」。此外,當時對《草葉集》愛不釋手的人,後來也許會主張「格律」;喜歡馬雅可夫斯基跳動短句的人,也許後來又喜歡了字句的修長和整齊。

  在當時那種一切都是從困難中產生的環境裡,他珍愛同志們的哪怕是小小的成果。凡有創作,很少在他那裡得不到鼓勵,更談不到什麼「通不過」了。當然,那時文藝和戰爭、生產密切結合,好像也很少出現什麼有害的作品。當時文聯出版一種油印的刊物,叫做《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譯文》一樣,用洋粉連紙印刷。

  編輯部設在牛欄村東頭,一間長不到一丈,寬不到四尺,堆滿農具,只有個一尺見方的小窗子的房子裡。編輯和校對就是我一個人。沙可夫同志領導這個刊物,真是「放手」,我把稿子送給他看,很少有不同的意見。他不但為這刊物寫發刊辭,翻譯了重要的理論文章,為了鼓勵我們創作,他還寫了新詩。

  我已經忘記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確實曾經刊登了一些切實的理論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紙貴洛陽的《紅旗譜》的前身,就曾經連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那時冀中平原的戰鬥,尤其頻繁艱苦,同志們得不到休息的機會和學習的機會,有時到山裡來開會,沙可夫同志總是很好地招待,給他們學習的時間和寫作的時間。他們有些作品,也發表在這個刊物上。

  我和沙可夫同志雖然相處有一二年的時間,但接觸和談話並不很多。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幹部,有些會議並不一定要我去參加。加以我的習性孤獨,也很少主動到他那裡閒談。最初,我只知道他在「七七」事變以前,翻譯過很多文學作品,在當時起了很大的革命和文學的推動作用,至於他學過戲劇,是到山裡以後,才知道一些。關於他曾經學過音樂,並從事革命工作那麼長久,是他死後從訃文上我才知道。這當然是由於我的孤陋寡聞,但也證明沙可夫同志,不只在儀錶上,非常溫文儒雅,在內心裡也是非常謙虛謹慎。他好像從來也沒有對人誇耀:他做過什麼,或是學過什麼,或是什麼比你們知道得多……

  是一九四二年吧,文聯的機關取消,分配我到《晉察冀日報》社去工作,當時,我好像不願去當編輯,願意下鄉。我記得在街上遇到沙可夫同志,我把這個意見提了,那一次他很嚴肅地只說了三個字:「工作麼!」我沒有再說,就背上背包走了。這時我已入了黨。

  從此以後,好像就很少見到他。一九四四年,我們先後到了延安,有一天,他來到魯藝負責同志的窯洞裡,把我叫去,把我在敵後的工作情況,向那位負責同志談了。送出我來,還問我:是不是把家眷接到延安來?這或者是因為他看到在那裡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有配偶,覺得我生活得有些寂寞吧。

  全國勝利以後,在一次文藝大會上,休息時我到他的座位那裡,談了幾句。他問我近幾年寫了什麼東西,又勸我注意身體,這或者是因為他看出我的身體已經不大好了吧。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養病到北戴河,一天黃昏,我在海邊散步,看見他站在一塊岩石上釣魚,我跑了過去。他一邊釣著魚,一邊問了問我的病的情形。當時我看他精神很好,身體外表也很好。在他腳下有處水槽,裡面浮動著兩隻海蟹。但他說的話很少,我就告辭走了。這或者是因為他正在集中精神釣魚,也或者是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病情,不願意多說話耗費精神吧。

  從此,就再沒見過面。

  關於沙可夫同志,在他生前,既然接近比較少,多少年來我也沒有從別人那裡打聽過他的生平。關於他的工作,事實和成效俱在,也無庸我在這裡稱道。關於他的著述,以後自然有地方要編輯出版。我對於他的記述,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詳。整理幾點印象,就只能寫成這樣一篇短文。

  1962年3月11日於北京
  1978年3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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