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回憶沙可夫同志

回憶沙可夫同志

　　——晉察冀生活斷片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經很久了。從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寫點什麼，但是，心情平靜不下來，也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

　　我對沙可夫同志有兩點鮮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風非常和藹可親，從來沒有對他領導的這些文藝幹部疾言厲色；第二，他很瞭解每個文藝幹部的長處，並能從各方面鼓勵他發揮這個專長。遇到有人不瞭解這個同志的優點所在的時候，他就盡心盡力地替這個幹部進行解釋。

　　這好像是很簡單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堅持不懈，並且是非常真誠、非常熱心地做去的。

　　當時，晉察冀邊區是一個戰鬥非常緊張，生活非常艱苦的地區。但就在這裡，聚集了不少從各路而來，各自抱負不凡的文藝青年。

　　在這些詩人、小說家、美術家、音樂家和戲劇家的隊伍前面，走著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風一樣，非常樸素。他也有一匹馬吧，但在我的印象裡，他很少乘騎，多半是馱東西。更沒有見過，當大家都艱于舉步的時刻，他打馬飛馳而過的場面。飯菜和大家一樣。只記得有一個時期，因為他有胃病，管理員同志縫製了一個小白布口袋，裝上些稻米，塞到我們的小米鍋裡，煮熟了倒出來送給他吃。我所以記得這點，只是因為覺得這種「小灶」太簡單，它反映了我們當時的生活，實在困難。

　　這些瑣事，是他到邊區文聯工作以後，我記得的。文聯剛剛成立的時候，他住在華北聯大，我那時從晉察冀通訊社調到文聯工作，最初和他見面的機會很少。事隔幾年之後，有一次在冀中，據一位美術理論家提供材料，說沙可夫同志當時關心我，就像關心一個「貴賓」一樣。我想這是不合事實的，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當「貴賓」的感覺。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關心我的。因為在和他認識以後，給人的這種印象是很深刻的。

　　當然，沙可夫同志也很關心這位美術理論家。他在那時負責的工作相當重要。

　　我很明白：領導文藝隊伍和從事文藝創作是兩回事。從事創作不妨有點潔癖，逐字逐句，進行推敲，但領導文藝工作，就得像大將用兵一樣。因此，任用各種各樣的人，我從來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點，這正是他的優點。在當時，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長，就是財寶。而有些青年，在過去或是現在，確實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說，當時沙可夫同志領導的這個隊伍，真是像俗話所說：「寧帶千軍萬馬，不帶十樣雜耍」，是很複雜的，很難帶好的，並且是常常發生「原則的分歧」的。什麼理論問題，都曾經有過一番爭論。在爭論的時候，大都是盛氣淩人，自命高深的。我記得，有一次是關於民族形式之爭。在文聯工作的一些同志，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處地方，則傾向於「舊瓶新酒」。

　　我是傾向於「新酒新瓶」的，在《晉察冀日報》上，寫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過去的遺產，還有將來的遺產。」這竟引起了當時兩位戲劇家的氣忿，在開會以前，主張先不要進行討論，以為「有很多人連文藝名詞還沒弄清」，堅持「應該先編印一本文藝詞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這兩位同志編纂出這部詞書沒有？我當時的意思只是說，藝術形式是逐漸發展的，遺產也是積累起來的。

　　周圍站立著這樣多的怒目金剛，沙可夫同志總是像慈悲的菩薩一樣坐在那裡，很少發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難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儘量把意見說出來。他明白：現在這些青年，都只是在學習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說是在工作的路上學習。誰的意見也不會成為定論，誰的文章也不會成為經典的。但在他做結論的時候，卻會使人感到：這次會確實開得有收穫，使持各種意見的同志都心平氣和下來，走到團結的道路上去，正確執行著黨在當時規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發言的時候，既無鋒利驚人之辭，也無叱吒淩厲之態，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講著，忠實地簡直是沒有什麼發揮地反復說明黨的政策。他在文藝問題上，有一套正確的、系統的見解，從不看風使舵。總結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的時候，實事求是。每次開會，我都有這樣一個感覺：他傳達著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就像他從事翻譯那樣忠實。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從事翻譯的初心，運用到工作裡來的。他對文藝幹部的領導，是主張多讓他們學習。在邊區，他組織多次大型的、古典話劇的演出。凡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麼流派，他都幫助大家學習。有些同志，一時愛上了什麼，他也不以為怪，他知道這是會慢慢地充實改變的。實際也是這樣。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當時是以固執歐化著稱的，但後來他以同樣固執的勁頭，又愛上了中國的「三言」。此外，當時對《草葉集》愛不釋手的人，後來也許會主張「格律」；喜歡馬雅可夫斯基跳動短句的人，也許後來又喜歡了字句的修長和整齊。

　　在當時那種一切都是從困難中產生的環境裡，他珍愛同志們的哪怕是小小的成果。凡有創作，很少在他那裡得不到鼓勵，更談不到什麼「通不過」了。當然，那時文藝和戰爭、生產密切結合，好像也很少出現什麼有害的作品。當時文聯出版一種油印的刊物，叫做《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譯文》一樣，用洋粉連紙印刷。

　　編輯部設在牛欄村東頭，一間長不到一丈，寬不到四尺，堆滿農具，只有個一尺見方的小窗子的房子裡。編輯和校對就是我一個人。沙可夫同志領導這個刊物，真是「放手」，我把稿子送給他看，很少有不同的意見。他不但為這刊物寫發刊辭，翻譯了重要的理論文章，為了鼓勵我們創作，他還寫了新詩。

　　我已經忘記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確實曾經刊登了一些切實的理論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紙貴洛陽的《紅旗譜》的前身，就曾經連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那時冀中平原的戰鬥，尤其頻繁艱苦，同志們得不到休息的機會和學習的機會，有時到山裡來開會，沙可夫同志總是很好地招待，給他們學習的時間和寫作的時間。他們有些作品，也發表在這個刊物上。

　　我和沙可夫同志雖然相處有一二年的時間，但接觸和談話並不很多。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幹部，有些會議並不一定要我去參加。加以我的習性孤獨，也很少主動到他那裡閒談。最初，我只知道他在「七七」事變以前，翻譯過很多文學作品，在當時起了很大的革命和文學的推動作用，至於他學過戲劇，是到山裡以後，才知道一些。關於他曾經學過音樂，並從事革命工作那麼長久，是他死後從訃文上我才知道。這當然是由於我的孤陋寡聞，但也證明沙可夫同志，不只在儀錶上，非常溫文儒雅，在內心裡也是非常謙虛謹慎。他好像從來也沒有對人誇耀：他做過什麼，或是學過什麼，或是什麼比你們知道得多……

　　是一九四二年吧，文聯的機關取消，分配我到《晉察冀日報》社去工作，當時，我好像不願去當編輯，願意下鄉。我記得在街上遇到沙可夫同志，我把這個意見提了，那一次他很嚴肅地只說了三個字：「工作麼！」我沒有再說，就背上背包走了。這時我已入了黨。

　　從此以後，好像就很少見到他。一九四四年，我們先後到了延安，有一天，他來到魯藝負責同志的窯洞裡，把我叫去，把我在敵後的工作情況，向那位負責同志談了。送出我來，還問我：是不是把家眷接到延安來？這或者是因為他看到在那裡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有配偶，覺得我生活得有些寂寞吧。

　　全國勝利以後，在一次文藝大會上，休息時我到他的座位那裡，談了幾句。他問我近幾年寫了什麼東西，又勸我注意身體，這或者是因為他看出我的身體已經不大好了吧。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養病到北戴河，一天黃昏，我在海邊散步，看見他站在一塊岩石上釣魚，我跑了過去。他一邊釣著魚，一邊問了問我的病的情形。當時我看他精神很好，身體外表也很好。在他腳下有處水槽，裡面浮動著兩隻海蟹。但他說的話很少，我就告辭走了。這或者是因為他正在集中精神釣魚，也或者是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病情，不願意多說話耗費精神吧。

　　從此，就再沒見過面。

　　關於沙可夫同志，在他生前，既然接近比較少，多少年來我也沒有從別人那裡打聽過他的生平。關於他的工作，事實和成效俱在，也無庸我在這裡稱道。關於他的著述，以後自然有地方要編輯出版。我對於他的記述，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詳。整理幾點印象，就只能寫成這樣一篇短文。

　　1962年3月11日於北京
　　1978年3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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