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楊國元_學達書庫

楊國元

　　冬季，我下鄉到於村。中午的時候，我就到村公所了。這是沒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東屋是圖書室，西屋，財政委員們用來算賬和收存公糧，北屋三大間，地下擺著一排檁條，是村幹部們開聯席會議的地方。

　　幹部們還沒有來，陽光很好，我站在院子裡取暖。

　　最先來到的幹部，是楊國元。他是村支部的組織委員。他個子並不很高，穿著黑色棉襖棉褲，腰裡系著一條寬皮帶，光看頭。他的頭髮極黑極密，像用墨膠塑成。加上他那黑臉，濃眉，絡腮鬍子楂，當他偶一皺眉的時候，那黑勁就連成一個了。他抱著他的小女兒，這是打扮得很華麗，長得很好看的一個孩子，臉上還點著胭脂，抹著粉兒。這孩子在他懷裡，就像是在一塊大黑石頭旁邊，伸出來開放的一箭花朵。

　　楊國元很熱情，他立在院裡，和我談了兩個小時。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襖的旁邊口袋裡，當我們談到這一帶在抗日初期，組織隊伍的時候，他才把左手掏出來，那已經是殘廢得很厲害了。他說：「我從小受苦，那時我認做是紅軍，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隊裡當偵察連長，作戰很勇敢，左手受了傷，那時醫療條件很不好，復員回來，手背上還帶著一塊碎鐵，整天流膿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著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塊鐵片才掉了出來。

　　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費了一番考慮和周折，他說：「第一，群眾條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邊上；第三，要靠近幹部。」

　　隨後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們都要睡覺了，他才來領我到黎彥增家去，那裡一條炕上睡著兩個青年團的幹部。楊國元說暫時在這裡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婦合併了，就叫我搬到他那裡去住。他說他就是願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發個牢騷什麼的也方便。

　　我終於在黎彥增家長住下來了，並沒有搬。我覺得叫他和老婆離開是很不合適的。

　　而這裡離他家並不遠，差不多每天晚上，楊國元都要來的。他給我借了一個小煤爐，又套車到合作社拉砟子，我們生起火來，屋裡很暖，坐上小沙壺，又有開水喝了。

　　於是，他的牢騷就來了。他總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們現在分佈全國，很多人擔負著重要的職責。楊國元說：「我還是一個村幹部。當然，什麼工作也一樣，可是村裡的工作就是難，別人也不把咱看到眼裡。我參加工作的時候，這些人還不知道在哪裡，現在有的竟當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裡的人，連土帶末子給我往車上裝，我把他的鐵鏟奪過來了！合作社主任出來和我講，我把左手伸出來，把他頂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評了他的魯莽作風，其實他現在的缺點主要是疲遝。去年上級佈置：每個支委帶動群眾打一眼井，他沒有完成，受了批評。這些天，村裡正在整黨，一天早上，我在縣城的大集上看見他背著一個糞筐遛達著。我說：「今天上午不是有會嗎？」

　　他笑了笑說：「腦子發脹，要出來轉游轉遊才行。」

　　一談起過去的事，他的興致就來了。常常在我那裡一坐就是半夜。餓了，就拿黎家幾塊山芋，放在爐口邊上，用鐵洗臉盆一蓋，悶出來的山芋，實在好吃。但他也從來沒有像一些農村青年那樣嚮往城市生活，想出來工作的意思。

　　整黨正緊張，他鬧起爆發眼，躺在家裡不出來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個梢門筒，兩間西屋，三間北屋，都是磚房，是土地改革時分配的。他父親和兄弟媳婦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線上一個國營農場裡工作，兄弟媳婦也常去住，家裡纏嚼很輕。楊國元夫婦住西屋，他因為殘廢，每年可以領到八百斤小米的撫恤。此外，種著十五畝地，養一匹小驢，小驢就在楊國元的外間喂著。

　　楊國元的屋裡拾掇得很乾淨，北牆上掛著毛主席的相片，裝著鏡框，旁邊有一副寫得很好的對聯，橫批是「革命家庭」。東牆上掛著時鐘，有三四架，滴答響著，像進了鐘錶店一樣。這使我吃驚了。

　　楊國元躺在炕上，戴著一副墨晶眼鏡。他說：「這都是我買來的，過去我好修理槍，現在就好修理這個。

　　對對你那表吧，我這鐘都是根據電臺播音對好的。」

　　我才看見，在迎門櫥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礦石收音機。楊國元爬過來，把耳機子安在我的頭上，說：「聽聽吧，清楚著哩！」

　　在鄉下看不見當天的報紙，我自從知道楊國元有這個設備，每天就抽些時間去聽一聽。

　　我發現，楊國元並不大好聽這個，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鐘錶，也是為了修理的興趣買來的，並非為的實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買來的。他問了我很多關於無線電的問題，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說，他打算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寫封信，和他們取得聯繫。可是，直到現在，他認識的字還很少。

　　他老婆進來，把孩子交給楊國元。這女人很年輕，看來，楊國元很聽她的話。她說：「上級批評俺家他爹不參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參加呀，是俺家他爺爺頑固。家裡整天為這個吵架，裡外夾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於村住了兩個月，我和楊國元接近的最多。臘月，我要轉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車送我。他的車油漆得很好，小驢兒刷理得很乾淨，他替我鋪好褥子，上面蓋得嚴嚴實實。這天，道路上的風霜很大。

　　「你再給我提些意見吧，」楊國元坐在車轅上說，「昨天，支委會上你談的很簡單。」

　　「也就是那些意見了。」我說，「你常常想到過去，過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艱苦的年代，我們想到工作的時候多，照顧家庭的心情少。現在，因為家庭生活有個規模了，我們為家庭分心的時候也就多了。村裡的公眾的事情，幹部們不大關心，比如村公所的會議室，民校的教室，小學校，到冬天還是窗子不糊，爛磚滿地，沒人去管。我們應該像過去那樣，熱心地學習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機，可以和宣傳委員合作，把電臺每天廣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記下來，自己學習了再向群眾講解。」

　　實際上，教育別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難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別人，除去瞭解他的歷史，還要瞭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瞭解了他的心情沒有。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惜別呢，還是我的話引起了他的苦悶，看來楊國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說：「我應該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戰爭的環境裡出現的剛強的人物。是矗立在亂石中間的一塊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從靜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質和他身體裡包藏的無限火種的力量，再能激發這種力量，他就進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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