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劉半農研究》

《劉半農研究》

　　載《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劉氏日記通讀；徐瑞岳作劉氏研究十題摘讀；其他一篇未讀。

　　劉氏著作，我只買過一本良友印的他的《雜文二集》，精裝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後為一朋友借去未還。

　　記得劉氏逝世後，魯迅先生曾寫一文紀念，我至今記得的有兩點：一、劉氏為人，表現有些「淺」，但是可愛的；二、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思想，常受朋友們的批評。我一向信任魯迅先生的察人觀世，他所說雖屬片面，可能是準確的。

　　紅袖添香云云，不過是舊日文人幻想出來的一句羨美之詞，是不現實的。懸樑、刺股，鑿壁、囊螢，都可以讀書。唯有紅袖添香，不能讀書。如果誰有這種條件，不妨試驗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會存在這麼一種浪漫傾向。以劉氏請賽金花講故事為例：當時賽流落在北京天橋一帶，早已經無人提起她。是管翼賢（《實報》老闆）這些人發現了她，當做新聞傳播出去。最初聽賽信口開河的有傅斯年、胡適等人，聽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聽聽而已，不會認真當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會認真地為她樹碑立傳。因為這兩位先生，城府都是深遠的，不像劉半農那麼淺近。

　　賽雖被寫進《孽海花》一書，但並非正面人物，更無可稱道之事。當時北京，經過八國聯軍入侵之痛的老一輩人還很多，也沒人去恭維她。劉送三十元給她，請她講故事六次，每次胡亂說一通，可得五元，在當時處於潦倒狀態的老妓女來說，何樂而不為？

　　劉就根據這個談話記錄，準備為她立傳，因早逝，由他的學生商鴻逵完成，即所謂《賽金花本事》一書，一九三四年出版。當時東安市場小書攤，都有陳列，但據我所知，很少有人購買。因為華北已處於危亡之際，稍有良知的，都不會想在這種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國圖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賽金花的被提起，和國難當頭聯繫起來，是沒有道理，也沒有根據的。

　　劉氏這一工作，是徹底失敗了。當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使我深受感動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敘齊如山對劉的勸告。齊說：「賽金花自述的一些情況，有些頗不真實，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關係，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飾遮掩之嫌，撰稿時要多加謹慎。」並說：「以小說家、詩家立場隨便說說，亦或可原，像你這大文學家，又是留學生，若連國際這樣極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說不過去。而且你所著之書，名曰本事，非小說詩詞可比，倘也跟著他們隨便說，則不但於你名譽有關，恐怕於身份也有相當損處。」朋友之間，能如此直言，實屬不易。

　　同樣，我也佩服錢玄同對商鴻逵的訓教。徐氏原文稱：「時在北大研究院的錢玄同聽說此事後，甚為生氣，把商鴻逵叫去狠狠訓了一頓，認為一個尚在讀書的研究生，不應該去訪問什麼賽金花，更不應該為風塵女子立傳。商鴻逵從錢玄同那兒恭恭敬敬地退出來，又跑到時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適之處，向胡氏詳盡地彙報了撰書的起因和經過，並得到了胡適的首肯。」

　　從這一段文字，可同時看出：錢、商、胡三個人的處世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亂後，而大寫楊貴妃；明亡，而大寫李香君；吳三桂降清，而大寫陳圓圓；八國聯軍入京，而大寫賽金花。此中國文人之一種發明乎？抑文學史之一種傳統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為：通過一女子，反映歷代興亡，即以小見大之義，餘不得而明也。當然，文學之作，成功流傳者亦不少見。《長恨歌》，《桃花扇》，《圓圓曲》，固無論矣。即《孽海花》一書，亦不失為佳作，然失敗無聊之作，實百倍於此，不過隨生隨滅，化作紙漿，不存於世而已。而當革命數十年之後，人民處太平盛世之時，此等人物，又忽然氾濫於文藝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歟？

　　1991年5月2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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