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關於看不懂

關於看不懂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二三八期刊載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討論到一個問題，以為近年來「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謂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種只有極少數人，也許竟沒有人能懂的詩與小品文」。從那個通信，還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已然教了七年書。他的經驗，他的職務，都證明他說那些話是很誠實很有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幾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先生的詩，第二是何其芳先生的散文，第三是無名氏大作。

　　卞之琳的詩寫得深一點，用字有時又過於簡單，也就晦一點，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許還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實在說不上難懂。何先生可說是近年來中國寫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群中，被人認為成績極好的一位（其散文集《畫夢錄》，最近且得到《大公報》文藝獎金）。但絮如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卻說簡直不知道作者說的是什麼。同時您的按語，也以為寫這種散文，是「應該哀矜」的，而且以為「其所以如此寫些叫人看不懂的詩文的人，都只是因為表現能力太差，他們根本就沒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領。」我覺得有些意見，與你們的稍稍不同，值得寫出來同關心這件事情的人談談。

　　一，為什麼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卻看不懂？
　　二，為什麼有些人寫出文章來使人看不懂？
　　三，為什麼卻有這種專寫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這種作家與作品的存在，對新文學運動有何意義？是好還是壞？

　　我想先就這四點來作一個「散文走入魔道」的義務辯護人，先說幾句話。

　　其一，文學革命初期寫作的口號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壞的標準，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它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頭。這主張是您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如作一篇論文，與其仿駢文，仿八股文，空泛無物，廢話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寫出來好些。不過支持或相信這個主張的人，有兩件事似乎疏忽了。一，文學革命同社會上別的革命一樣，無論當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個較長時間中，受外來影響和事實影響，它會變。（且會稍稍回頭，這回頭就是您談中國西化問題時所說的惰性。適宜於本來習慣的惰性。）因為變，「明白易懂」的理論，到某一時就限制不住作家。二，當初文學革命作家寫作有個共同意識，是寫自己「所見到的」，二十年後作家一部分卻在創作自由條件下，寫自己「所感到的」。若一個人保守著原有觀念，自然會覺得新來的越來越難懂，作品多「晦澀」，甚至於「不通」。正如承受這個變，以為每個人有用文字描寫自己感覺的權利的人，也間或要嘲笑到「明白易懂」為「平凡」。作者既如此，讀者也有兩種人，一是歡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歡喜寫得較有曲折的。這大約就是為什麼一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寫文章看不懂，您的意思以為是這些人無使人明白的表現能力。據我意見，您只說中一半。對於某種莫名其妙的模仿者，這話說得極有道理。但用它來評當前幾個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實似乎稍稍不合。事實上當前能寫出有風格作品的，與其說是「缺少表現能力」，不如說是「有他自己表現的方法」。他們不是對文字的「疏忽」，實在是對文字「過於注意」。凡過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寫來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時期為多數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領用他的新風格征服讀者，他決不會與多數讀者一致。）不特較上年紀的讀者不懂，便是年事極輕的人也會不懂。不過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擔心文學的墮落，後者不懂（如一般學生），卻模仿得一塌糊塗罷了。

　　其三，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就作者說，他認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它的特點，這特點在故事處理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一是就讀者說，讀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數，只是受一個成見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讀者，作者當然就會多起來了。

　　其四，由第一點看去，中國新文學即或不能說是在「進步」，至少我們得承認他是在「變動」。目的思想許可它變，文體更無從制止它不變。就它的變看去，即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經「大」，然而卻可說它範圍漸漸「寬」。它固然使中學生樂於模仿，有不良影響，容易引起教員的頭痛，對新文學的前途擔心。但這些漸漸的能在文字上創造風格的作者，對於中國新文學的貢獻，倒是功大過小。它的功就是把寫作範圍展寬，不特在各種人事上擺脫拘束性，且在文體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發展的機會。這自由發展，當然就孕育了一個「進步」的種子。

　　適之先生，如今對當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傾向表示懷疑的，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表示憐憫的，是一個文學革命的老前輩，這正可說明一件事，中國新文學二十年來的活動，它發展得太快了一點，老前輩對它已漸漸疏忽隔膜，中學教員因為職務上關係，雖不能十分疏忽，但限於興趣認識，對它也不免隔膜了。創始者不能追逐時變，理所當然。但一個中學教員若對這種發展缺少認識，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認為真正成問題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說「糊塗文」的普遍流行，也許倒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在當前情形下，我們應當如何想法，使他對於中國新文學的過去現在，得到一個多方面的認識。且從這種認識上，再得到一個「未來可能是什麼」的結論。把這比較合乎史實的敘述也比較健全的希望，告給學生，引導學生從正面去認識一下中國新文學，這件事情實在異常重要。不過關於教員這點認識，是盡他自己去努力好些？還是由大學校幫他們一點忙好些？中學教員既多數是從大學出身的，由大學校想辦法應當方便得多。

　　我這點看法假若還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們不妨就一般大學校中國文學系的課程表上，看看負責的對這問題有多少注意。檢查結果會有點失望，因為大學校對它實在太疏忽了。

　　課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馴的專題研究，有時還是必修課，一禮拜上兩小時或四小時，可是把明清「章回小說」的研究列入課表上的就很少。至於一個學校肯把「現代中國文學」正式列入課程表，作為中國文學系同學必修課程的，那真可說是稀有的現象。（有的學校雖有一兩小時「文學習作」，敷衍敷衍好弄筆頭的大學生，事實上這種課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學生有系統的多明白一下新文學二十年來在中國的意義。）大學校對這件事的疏忽，我們知道有兩個原因，一是受規則影響，好象世界各國大學都無此先例，中國當然不宜破例，損害文學系的尊嚴。二是受現實拘束，找這種教授實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還是「習慣」。負責的安於習慣，不大注意中國特殊情形。臨到末了，我們不能不說各大學負責者對於這問題認識實在不夠。因為他如若明白中學生讀的課本雖一部分是古典作品，其餘所看的書大部分都是現代出版物。

　　中學生雖得受軍訓，守校規，但所謂人生觀，社會觀，文學觀，卻差不多都由讀雜書而定。感於這個問題的重大，以及作中學教員責任興味對學生關係如何密切，也許在大學課程中，應當有人努力來打破習慣，國文系每星期至少有兩小時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作為每個預備作中學教員的朋友必修課。若說教員不容易得到，為什麼不培養他？為什麼不再打破慣例，向二十年來參加這個活動，有很好成績，而且態度正當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設法？

　　我想提出這個問題，請所有國立大學（尤其是師範大學）文史學系的負責人注意注意。且莫說一個教師對於文學廣博的欣賞力，如何有助於學生。只看看教育部課程標準，在初中一年級教本中，語體文即占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語體文依然還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師在學校讀書時，對這方面的訓練，有的竟等於零。他不學，怎麼能教？這不特是學校的疏忽，簡直是教育部的過錯。

　　我很盼望聽聽您對這問題的意見。

　　沈從文。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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