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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新文學運動起於「五四」,隨同「社會改造」運動而來,當時認為談思想解放和改造,與工具大有關係。舊工具難表現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學運動」,所以這件事也可以說即「工具重造」與「工具重用」運動。然而這個運動在湖南得到便利的發展,卻還有個前期——醞釀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這個新運動的心理或情緒基矗談它時,似乎得從「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來影響當為梁任公先生,年紀還不到三十(一說二十八歲),即來湖南主持實務書院講新學。

  講學在當時實多忌諱,雖得力於湘撫江西陳寶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實現,則為吾湘熊希齡先生。(然對於新問題的認識與發現,且企圖從一較新的學術觀點上,用一種較新的方式加以處理,這種有創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輩值得我們特表敬意的,實應數譚嗣同先生。他是為此而獻身成仁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動力,為留日學生和新軍。配合留日學生的革命潮流,當時重要文化活動是「文明戲」,最重要的組織為「春柳社」。(「文明戲」三個字在當時實如字面意義,代表啟迪新知而灌輸文明,並無輕薄鄙視意味。)歐陽予倩是這個中國最早的話劇團體的主要角色。

  歐陽先生對話劇的貢獻,是中國近代戲劇運動史第一章上必須提到的名人。至於記敘這個時代留學生的種種活動,寫得有聲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號召力一個小說作品,實應數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先生寫的《留東外史》。這個作品連綴當時留日學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譴責小說體裁寫成。一般來說,雖然因為對於當時革命派學生行動也帶有諷刺態度,常常被人把它稱為「禮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學運動所致力攻擊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時代所作成的偏見來認識來欣賞時,即可知作者一支筆寫人寫事所表現的優秀技術,給讀者印象卻必然是褒多於貶。且迄今為止,即未見到其他新作品處理同一題材,能作更廣泛的接觸,更深刻完整的表現。

  「五四」運動發生後,湖南人的反應,表現于抗日愛國行為,激烈程度於全國中首屈一指。雖然這種極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擴大此動力原因與背景。重要的是長沙幾個中學校的主持人,自由開明思想的浸潤和辦學嚴肅認真的態度,影響極大。易寅村、黎錦熙先生主持省一師範,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澤東先生,就是當時一師優秀學生之一。常德省立師範則因培養了整個湘西二十餘縣的師資而著名。這個學校不僅培養過許多優秀教師,同時還產生許多革命家,滕代遠即出身於這個學校。彭施滌先生主持桃源女師許多年,以頭腦開明對學生有顯著影響。男女同學運動,女子剪髮運動,都出自這個學校,不久即推廣全國。

  此外省中私立中學如鬍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學,平時學課雖以謹嚴見稱,然學生活潑性即從未減少;兌澤、嶎雲等中學無不各有所長,學生活動能力,且因相互競爭而得到更多表現機會。這個向前、向上感情激蕩,反映于文學運動,則為報紙雜誌的興起與普遍流行。對於寫作且能守住一個基本原則,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會重造理想上。所以在這個情形下,雖並未曾產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品,實產生了許多革命鬥士。

  學校中自由開明思想影響及教學方面,與社會發展相配合。外省教員如王魯彥、趙景深兩先生,是以世界語專家或作家身分來教書的。至如本省主講文史的教員,如曹禮吾諸先生,可以說湖南有這種思想開朗、學識豐富、坦白熱忱的教師,實為湖南的光榮。諸先生在教學上的貢獻和影響,比起近三十年來所謂達官偉人的政績與事功,是遠過百十倍的。

  工具重造與工具重用有十年試驗期間。這個運動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數人能有勇氣從學習觀點上試用手中一支筆。至於如何用筆,在當時大有助於一般中學教員國文教學和初學執筆從事寫作的,或應數孫'Z工先生編寫的《新詩作法》、《小說作法》、《散文作法》一類輔助寫作讀物、啟蒙書。這些為中學生示範參考書,目下說來似無何等價值,但在當時一般社會是有它的廣泛意義的。特別是對於在省市裡中學生和中學教師,重要性十分顯明。因為在示例中稱引了十分豐富的中外名著,至少是豐富了師生對於文學的常識的。

  文學運動的初期,以團體言,以北大師生為主的「新潮社」和「文學研究會」,實為兩個具全國性有進步意義的領導組織。文學研究會受出版機構的控制,無形中成為獨佔局面。文學研究會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一部分在翻譯。法國短篇小說大師莫泊桑的全集,是由專攻法國文學的湖南李青崖先生一人譯成的。檢討近三十年新文學運動各部門成就時,也就不言可知了。至於莎士比亞戲劇故事能與中國讀者見面,卻應感謝田漢先生,儘管譯文方面不夠完善,創始之功不應抹殺。

  新文學運動的發展,翻譯介紹實有巨大貢獻。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學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學研究會的文壇獨佔情形,有它的貢獻,也有它的弱點。最大弱點是傾向一致性。談人生文學,雖具體,含義仍不夠明確。使文運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試驗與發展。當時無名作家在此種獨佔趨勢中,欲抬頭更不容易。「創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籬」為目的,自張一軍,純粹用文學研究會作為對象,建設一種新的作風。屬￿創造社前期幾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個批評家充滿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強、潑辣精神,來寫新的批評,打破獨佔趨勢,正式提出以社會主義文學為目標,使新文學運動走向一個更寬廣的道路。

  吾人論及現代中國文學時,儘管懷著再大成見或偏見,也不能疏忽或抹殺他一支筆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學戲劇運動在試驗中發展,受當時理論觀念拘束過大。筆下總忘不了「問題」,因而不能見出如何特別成就。直到民國十五六年以後,始有兩個作家從抒情方式寫獨幕劇。田漢先生是南方寫獨幕劇成績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貢獻作家。也是「五四」以後對劇運努力使之學術化,職業化,又使之與政治發生聯繫,最熱忱和最有勇氣而得到相當成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蘇北人。

  民國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國一般思想新舊的矛盾對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學運動的一種新要求。這要求在北方產生若干小文學團體,狂飆社是當時比較潑辣有生氣的一個小團體。湖南黔陽人向培良先生,是那個團體中寫批評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時代變動過劇,還得不到較好的發展,團體一分解停頓,個人也埋沒無聞了。

  新文學運動雖概括了文學各部門,各部門的一致發展實不平衡,亦若不相聯繫。企圖將詩歌與戲劇合而為一來寫詩劇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麗》的出版,在民國十五年以前,曾一度被認為十本大作品之一種,同類作品中,無可並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兒童歌劇起始,轉而為職業歌舞團活動,與文學運動游離,與初期電影結合,論成就亦熱鬧一時,論作用影響實不大好,則為黎錦暉先生的《毛毛雨》一類的作品。

  新文學運動中小說部門,自魯迅先生用鄉村風光為背景寫成他的《呐喊》《彷徨》後,當時湖南青年作家從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種新的風格,得到魯迅稱讚的,為黎錦明先生作品。又羅愷嵐、彭家煌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說作家。

  新文學運動詩歌部門,在民國十四五年可說是新月社詩派的前期。就中有個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嚴謹見稱的劉夢葦,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謝冰瑩女士用軍隊生活作背景,寫成了《一個女兵的日記》,曾被林語堂譯成英文,得到相當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因楊振聲、郁達夫兩先生應聘主持中文系講現代文學,學生文學團體因之而活動,胡雲翼、賀揚靈、劉大傑三位是當時比較知名而又活動的青年作家。劉大傑先生近十年對於中國文學批評及中國魏晉思想研究,綜合前人意見,整理排比,編了幾部書,有相當貢獻。

  在出版方面則主持中華書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業中,曾對國家作出極大的貢獻。抗戰以前,且對新文學的出版,也感到興趣,做出了成績。

  新文學運動工作之一種,即用新的方法認識遺產。從這個觀點出發,對白話小說的前期唐代白話小說的發源於講經中「俗講」研究,作出極大努力,為學人稱道,認為有特殊成就的,當為向達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這方面努力治學,生活素樸,為人誠懇態度,尤足為吾湘年青朋友師法。

  民國二十年左右,在國內小說作家中有兩位湖南作家,最為讀者所熟習,即張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說是大革命後女作家中獲得讀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張天翼先生,則作品素以從語言中表現中層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見長。文字風格獨具,詼諧中有悲憫情感浸潤,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話,雖因筆下諷刺分量多於抒情,依然為葉聖陶先生寫《稻草人》後一個現代童話作家代表。對於現實敏銳的諷刺,是充滿戰鬥氣息的。

  就個人所知,大略來說,湘人對於近二十五年新文學運動的努力,已作出相當貢獻,無負於時代所給予的機會。許多人對於工作的謹嚴態度,說來都值得我們充滿敬意。至於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無疑是必然能留傳下去,成為這一歷史階段進步里程碑的。個人於此,有一點小小感想,即楚人歷史傳統的激情,極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劇性,竟若自然分定,無可避免。在文學運動上,或尚可以異途同歸中見出進步成績。在軍人中則「互不相下」與「人自為戰」,長處與弱點已平分。在政治上則易創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託而不善適應機會。

  在讀書人中,卻似乎正如屈原說的臭草與香花雜植,好的極好,壞的也就極壞。譬如說民初有熱心民主革命的黃克強、焦達峰、宋教仁、熊希齡、範源濂,同時也有對帝制特感興趣的××和主持曹錕賄選的豬仔議會的彭允彝。當前有法學家周鯁生,經濟學家楊端六、伍撝幹,法學家戴修瓚,科學家胡庶華,史學家餘嘉錫、向達諸先生,同時也有周佛海這種叛國投敵的人物。這種「極端」繼續與擴大,「五四」十年後,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規模犧牲。此後,還可能有許多不易克服的種種困難出現。稍不謹慎,即可使國人的熱血,在本國土地上再度橫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三戶雖能亡秦,然在一嶄新的時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設計及其他許多方面,實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來吾人所有痛苦經驗,實為湖南人應當在一較新觀點上、較遠理想上,重新學習如何「合作」與「團結」,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或「具體」力量,重新好好結合起來,顯明長處能加以發展,顯明弱點能盡力克服,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轉機!否則,即或將軍滿街、偉人滿湘、志士滿天下,到頭來恐仍不免為某種人用「政術」或「柔術」個別擊破,收拾淨盡!欲家鄉一切稍稍像樣合理,即不可得。據個人書生之見,打敗仗要翻身,打勝仗想建國,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把團結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於使千萬人民的鮮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到在血泊中舉足的困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雲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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