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海派」_沈從文

論「海派」

　　最近一期的《現代》雜誌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這個名詞。由於北方作者提及這個名詞時，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壓力，有失公道處，故那篇文章為「海派」一名詞，有所闡發，同時也就有所辯解。看了那篇文章後，使我發生許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這個名詞，因為它承襲著一個帶點兒歷史性的惡意，一般人對於這個名詞缺少尊敬是很顯然的。過去的「海派」與「禮拜六派」不能分開。那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在一般人卻模模糊糊的。且試為引申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如舊禮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來也談哲學史，也說要左傾，這就是所謂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風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詩謎者相差一間。從官方拿到了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讀者，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流難言，也就是所謂海派。感情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形不對時，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侔利，也就是所謂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種種方法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利於己的消息；或每書一出，各處請人批評；或偷掠他人作品，作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報，去製造旁人謠言，傳述撮取不實不信的消息，凡此種種，也就是所謂海派。

　　象這樣子，北方作家倘若對於海派缺少尊敬，不過是一種漠視與輕視的態度，實在還算過於恕道了！一個社會雖照例必有這種無聊人與這種下流風氣存在，但這種人所造成的風氣，是應當為多數人所深惡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當道理的。一個民族是不是還有點希望，也就看多數人對於這種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與習氣的態度而定。根據北方一般從事于文學者的態度說來，我還覺得有點遺憾。過分的容忍，固可見出容忍的美德，然而嚴酷檢討與批評的缺少，實在就證明到北方從事文學者的懶惰處。我覺得這種辦法不是個辦法，用好風氣糾正壞風氣，應當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張惡風氣的掃除，希望這成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對於文學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種責任。正因為莠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機會。然而在南方，卻有並不宜於從海派文人中討取生活的《現代》編者杜衡君，來替上海某種人說話了。

　　這是杜衡君的錯處。一面是他覺得北方從事文學者的觀念，對於海派的輕視的委屈，一面是當他提到「海派」時，自己卻儼然心有所懾，以為自己也被別人指為海派了的。這是杜衡君的錯誤。

　　海派如果與我所詮釋的意義相近，北方文學者，用輕視忽視的態度，聽任海派習氣存在發展，就實在是北方文學者一宗罪過。這種輕視與忽視態度，便是他們應得的報應，時間一久，他們便會明白，獨善其身的風度，不但難於糾正惡習，且行將為惡勢力所毀滅，凡誠實努力于文學一般的研究與文學創作者，且皆曾為海派風氣從種種不正派方法上，將每個人皆扮成為小丑的。且照我所謂海派惡劣品質說來，杜衡君雖住在上海，並不缺少成為海派作家的機會，但事實明明白白，他就不會成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大多數正在從事于文學創作雜誌編纂人（除吃官飯的作家在外），他們即或在上海生長，且毫無一個機會能夠有一天日子同上海離開，他們也仍然不會被人誤認為海派的。

　　關於海派風氣的糾正與消除，因為距離較近，接觸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較之北方作家認識必更清楚，且更容易與之利害衝突，上海方面作家，應盡力與可盡力處，也必較之北方作家責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這種事實，我卻希望他已明白這種事實。他不宜於擔心別人誤認他是海派，卻應當同許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樣，來將刊物注意消滅海派惡習的工作。

　　杜衡君，宜於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風氣，並不獨存在於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經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養這種「人材」與「風氣」。雖還不至於如上海那麼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夠受了。在南方，所謂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賣弄行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恥感覺，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則正流行著旁人對於作家糅合了好意與惡意的造謠，技巧古樸的自贊，以及上海文壇消息的抄襲。作者本人雖多以為在作品本題下，見著自己名字，便已覺得不幸，此外若在什麼消息上，還來著自己名字，真十分無聊。

　　然而由於讀者已受了得派風氣的陶冶，對於這人作品有所認識的，便歡喜注意這作者本人的一切。結果在作者方面，則平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機會，且對於陌生的會晤總懷了恐懼。在讀者方面，則每日多讀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種人，卻又開了一條財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於友仇的譽毀，這類文章原是不求自來的。但在北方，願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實在太少了，因此出於拜訪者大學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來了。

　　這種消息惡意的使人感覺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憐，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覺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個文學刊物在中國應當如一個學校，給讀者的應是社會所必需的東西，所謂必需東西雖很多方面，為什麼卻偏讓讀者來對於幾個人的起居言談發生特殊興味？一個編輯，不將稿費支配到一些對於這個民族毀滅有所感覺而尋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卻只花錢來徵求屬一個人的記載，這種糟蹋讀者的責任，實在是應當由報紙編輯人來擔負的。若干刊物的編者，現在是正認為從這種篇幅上，得到若干讀者，且希望從這方面增加讀者的。這種風氣的擴大，我認為實在是讀者與作者兩方面的不幸。

　　北方讀者近來喜歡讀點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從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偽記錄上，決定對於這作者的愛憎，可以說是這種惡習發展當然的結果。

　　從南方說，幾個稍稍露面的對於未來有所憧憬在沉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種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種謠言中受迫害嗎？

　　妨害新文學健康發展，使文學本身軟弱無力，使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文學失去它必需的認識，且常歪曲文學的意義，又使若干正擬從事于文學的青年，不知務實努力，以為名士可慕，不努力寫作卻先去做作家，便都是這種海派風氣的作祟。

　　掃蕩這種海派的壞影響，一面固需作者的誠實和樸質，從自己作品上立下一個較高標準，同時一面也就應當在各種嚴厲批評中，指出錯誤的、不適宜繼續存在的現象。這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還更需要人。糾正一部分讀者的意識，並不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但我們對於一切惡習的容忍，則實在可以使我們一切努力，某一時全部將在習氣下毀去！

　　我們不宜於用私生活提倡讀者去對一個作者過分的重視，卻應用作品要求讀者對於這個社會現狀的認識。一個無所謂的編者，也許想借用海派方法，對於一般誠實努力的作家，給他個冷不防的糟蹋，我們對他沒有什麼話說。至於一個本意在報告些文壇消息，對於中國新的文學運動懷了好意的編者，我們希望這種編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莫因為太關心到讀者一時節的嗜好，失去他們作為文學編輯的責任。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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