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第十章(2)

第十章(2)

　　海軍學生是時大致已參加了某種活動，人更瘦了些，也更匆忙了些，走到任何處去總把眉毛凝聚成一條線，把手節骨捏得剝剝地響，且忽然又握緊了拳頭，向空揮擊。他似乎很容易生氣，但所受的氣來源卻很遠。好像這個人的理想有了一種事業把它凝固了，他實際上快樂而且健康，不過表面上看來與過去稍稍不同罷了。丁玲女士則表面上光潤了些，感情卻恬靜多了。有時兩人皆似乎在生氣情形中打發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們憤怒的，卻不是對面一個人的錯誤，只是為另外一樣東西所引逗。兩人已把情人們互相睨視的青年閒情拋去，共同注意到社會現象與未來理想上了。

　　兩人為了一點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學問了，便很努力來閱讀新出書籍，且重新預備要習英文日文。見了他們時，問他們「是什麼一種計劃，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總只是笑著，把一本日文讀本向身後拋去，「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從你知道什麼，我會自己跑到徐家匯楊樹浦去。」我問她：「你是不是研究婦女勞工問題？」她就說：「這要研究嗎？我才不必明白這些！我要學好日本文，看他們好翻譯好著作。理論是告給大學生中學生的東西，作品方是真正大眾的東西！」我或者問海軍學生：「你呢，你難道也……」那海軍學生最歡喜在人說話中間說話，我話還不說完他就說：「我不滿意目下人做的理論，我不歡喜那種理論。」

　　我應當說：「我並不同你討論這問題」，但我並不開口。

　　他們從濟南回來是秋天十月，過了年，他們搬了兩回家，再到第二年八月我過武昌時，他們一共搬了四次。他們正在逃避什麼，只想把家搬到一個無多幾人知道的隱僻住處去。他們為什麼必需如此不怕麻煩的搬來搬去，我並不曾細究問過，卻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從他屢遷住處的情形想來，這海軍學生是逐漸將為人所注意，故不得不謹慎機警如山狐，避開他的敵人的。

　　每次我到他們那裡，海軍學生有事必須出門時，那個正蹲在地板上浣洗手巾或做別的事情的丁玲女士，必帶著擔心又帶著關切神氣，說著「又要去嗎？」「準備好了嗎？」「還無結果嗎？」海軍學生一句話不說走過來吻吻她的額部，或微帶莊嚴如一個作爸爸的神氣，拉拉蹲在地板上的一個，便橐橐橐的走下樓梯了。

　　我到武昌了後，來信問他們生活還有意思沒有，海軍學生回信常極簡單，總是說「過得去」，「忙得很」，「媽媽虎虎」，一類話語，此後就說一點旁的幾人所習慣的笑話。丁玲女士來信則只說信由什麼轉較好，同時問點武昌方面地方情形。從兩人信上看來我總覺得兩人皆強悍了許多。正譬如兩人成天在注意那些粗暴人物的性情，粗暴人物的行為，粗暴人物的思想，自己也不由得不弄粗暴了似的。一份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這兩個人靈魂上占了優勢，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以洗滌，加以澄清，兩人漸漸的變得單純起來了。使一個理想從空虛到堅實，就需要這種單純，且必需把理想培養到這種單純裡，方能見出眩目的光輝。

　　但這種性格，于海軍學生方面，則毫無可疑可以作許多事情，發展他處置事務的長處，若影響於感情繁複的丁玲女士，則丁玲女士是不是還適宜于執筆握管有所寫作？當時想來我就覺得十分可疑。因為我覺得海軍學生生活方式有些方面應同丁玲女士取徑不同，我就寫信去上海告給他們一些意見。海軍學生材能與勇氣皆適宜於在事業上發展，丁玲女士卻很明顯可以看出「寫作的天分」勝過「辦事的材具」。兩人若想把自己一點長處用到最適當的方面去，海軍學生可以去作實際工作，丁玲女士則似乎只宜於作文化工作。我的意見所得的回答很好，海軍學生有信說：「休，你來信說得是，不盡只那一個不應放下她那枝筆，便是我自己，也只能從另外一方面得些正當辦法經驗，再來從事寫作。」我很相信他的話，我覺得這才是事。

　　不過這海軍學生，注意那些卑賤的世界，肮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東西接近，來從其中弄明白改造他們的方式，假若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先就為他們毀壞了自己，我們是不是還得想出一個新的辦法？海軍學生很顯然的，還是個理性難於駕馭自己感情的人，對歷史智識又稍少了些，勇敢處使他可以作出分事業，那是毫無可疑的，不過同時這種勇敢處，也就可以成為疏忽，將他自己帶入面前深阱裡去。並且我很擔心在那分生活裡，丁玲的一切是會犧牲在意料中的。我將我的感想告給他們時，丁玲來信就說：「……知道得太多，我們什麼事皆不能做了。我們現在只盡我們能夠做到的做去，這裡不容許個人對於成敗個分作計較。」

　　一月裡武漢大學放了寒假，我便過了上海。

　　【編者語】

　　沈從文先生所著記丁玲一稿，原文較本書所發表者多三萬餘字，敘至一九三二年為止，因特種原因，目前未克全部發表，特志數語，以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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