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悼馮省三君

悼馮省三君

　　我昨日早上看《晨報》，忽見周啟明君所登廣告，驚悉馮省三君竟於十六日在廣東病故了，同日晚上得到十日省三從廣東寄給我的信。我在一天之中聽到他的死耗又看到他最後的來信，很起了悼惜之感。啟明說省三是一個"大孩子"(《世界語讀本》的序)，這是極確當的話。省三非常地天真爛漫而又好學：他的談話的態度很直率，他的信劄的款式很美麗，這都是很可愛的；他學esperanto的成績是很可驚的。我知道他的姓名，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那時西城有一個學esperanto的地方(它的名稱我記不起來了)。我的兒子秉雄上那兒去學esperanto，我看見他拿回來的真筆板寫印的講義，真是"比印刷還要整齊，頭字星點符號等也多加上藻飾"(這也是啟明文中的話)，很覺得別致和有趣；秉雄告訴我，教他esperanto的先生叫做馮省三，這講義便是他寫的。那年的雙十節，北京的工學各界對"廢兵運動"的遊行，我也跟著大家跑，忽然看見內中有一個人手裡拿著一面小紅旗，旗上寫著"anarhhismo"一個白色的字，秉雄對我說，這拿旗的就是馮省三先生。不久北大鬧了什麼"講義風潮"，校中拿他來開除了；我事後打聽，才知道真正的主謀者早已銷聲匿跡了，省三是臨時去看熱鬧的人(自然他也不免夾七夾八地說了幾句話)，大家快要散完了，他還不走，於是他就得了開除的處分！今年二月間，省三忽然寫信給我，討論傳播esperanto的問題。四月九日的晚上十點半鐘，他來訪我，為了"世界語專門學校"的事件。這是他和我初次見面。過了半個月，他又寫信給我，並且把他新編的《世界語名著選》的目錄抄寄給我，要我做序。"五一"那天，我的序做得了；"五四"的前一天，我把它謄清，傍晚我親自送去給他。他給我信時，他說住在南河沿的大純公寓；但我上大純公寓去訪他，他已經遷到沙灘的雲升公寓去了，我尋到那邊，居然訪著。他拿他抄得了的《世界語名著選》的稿本給我看。我贊他抄得真美麗，他也很高興。他就翻出一篇來給我看，說道，"您看！這抄得多麼美呀！"他又一隻手翻著它後面附錄的辭彙，一隻手指著一張女子的相片，說，"這是伊幫我做的。"我問他，"伊是誰？"他說，"是我的未婚妻。"後來他一面吃飯，一面對我滔滔汩汩地談"世專"的事。我覺得他確如啟明所說"非常率直而且粗魯"，我也覺得他的"可愛的地方也就在這裡"。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也就是最後一次見面了！五月十九日，他寄了一封鉛筆寫的不美麗的信給我，頭一句是"我現在在渤海裡，再有一個鐘頭就到煙臺了。"我讀下去，知道他要到廣東大學去教esperanto。不料他去了不到一個月，竟長逝了！

　　我寫"悼馮省三君"的文字，竟寫成這樣一段流水賬式的文字，未免太不成話了。但有兩層不得已，所以只好這樣寫。一則我是沒有一毫一厘的文藝天才的，便打死我，我也寫不出非流水賬式的稍微像樣的文字來。二則我從知道省三的姓名直到昨晚接到他最後的來信，雖然交誼不過如上文所述，但我每次聽到他或是見到他，總使我發生一種"稚氣可愛"的感想；非照那樣流水賬式的敘述我們的交誼，我總覺得不痛快。因為這兩層緣故，所以便寫了那樣一段極不藝術的文字，顧不得看官們要縐眉搖頭了。

　　省三最後給我的信(六月十日)，我現在把它完完全全抄在後面，這雖是省三的文字，但我又認它是我這篇《悼馮省三君》的一部分；因為這封信很可以作為他的性格的敘述。

　　玄同先生：

　　在船上時，我寫與你一信，不知你可已收到了。我是五月三十日到粵的。到後，本想立即寫信報告你，我已到了；但是因了頭目尚在眩暈，身子正在疲乏，而遲延到如今。在這信上，所報告的，也沒有什麼許多話，不過只把我進了廣州城所看見的許多奇怪的事情告訴告訴罷了。

　　我一進廣州城，第一件使我奇怪的事情，便是街上有許多的鋪面，門上懸著一個白布簾，在它上邊寫道"優等談話處"，"談話請進內"等等。我一看見這東西，便奇怪得不得了："談話處？談什麼話？談話這事也成了生意嗎？還是廣州正在軍馬倥傯之際，特別戒嚴，竟至禁止人民接談，要是有話要談的，須得到這談話處來呢，還是什麼東西呢？"然而街上，在談話處外邊，仍有許多的人隨便在談話。"唔，是談相的罷？"然而，後來，又看見談相的招牌是寫的"談相"，那末，這談話處當然不是談相的了。"不是談相的，一定是窯子，是的，恐怕是窯子！"——然而也不是的。直到這一天，我又經過一所談話處，湊巧，風把那布簾飄開了，"嗷！原來是幹這個玩藝兒的呀！"這個疑謎才被我猜著了。第二件使我奇怪的事，也是街上有許多鋪子，而且是很iuksa洋樓，在它們的門面上掛著這樣的招牌："樓上銀牌"。這更使我莫名其妙了！後來我竟親自進去看了看，也知道了。

　　廣州的政府窮則窮矣，然而竟至用這種方法來籌餉，未免也太豈有此理了！

　　許多的革命家往往說，"論目的不論手段。"然而我記得人家所取的手段，總是在"不傷大體"的範圍之內。如今廣州的政府竟至用這種手段來籌餉，便是將來成功了，我想總不能不算他的革命史上的一個頂可恥的瑕疵。況且廣州政府之窮，聽說是因為賦稅被中飽的緣故。那末，政府不設法防止他們這些中飽的，卻讓人民幹這種萬惡的事以為國稅的來源，更見得廣州政府之昏聵。他們這些事情，我們沒有工夫去談及，現在我請你當做一件逗趣的事情來猜猜以上那兩個謎，就是所謂談話處談什麼話，和樓上銀牌是什麼牌？我現在把這兩個"謎底"秘貼在這裡，你猜半天猜不著時，再拆開看。

　　談話處是鴉片煙館，那一個是賭局。(這十四個字的上面，原信用紙貼住。)再說，就是語言不懂的困難。廣州的人民，除開廣州話外，所最注意的便是英文；至於中國的國語，在他們是毫不相干。我在船上的時候，同艙有一位廣州komencisto，我為了到廣州之後懂話容易一點，便趁機會同他攀談。我問他，"廣東的學校是男女合校嗎？"這樣問了七八遍，他總是瞪著眼不懂，我真急了，他也急了。後來，我無奈，便用手比方，我用手拍拍我的胸，又指指他，意思說，我們的乳都是平的，是男；又用兩拳比作乳形，放在胸上，意思，有高乳的是女。這樣，我再問他："廣州的學校是不是男(比方)女(比方)合校？"他一笑，這是懂了，於是回答我。他回答我時那痛苦，如我問他時是一樣的，也是急得什麼似的，後來，他用筆寫了，哎呀呀；我的天哪！錢先生！你猜猜他回答我什麼？哎呀！可把我笑破肚子了！他寫道："廣東的女子，生過兒子的其乳大，未生過的其乳小！"哎呀！天哪，費了半天勁，出了半天汗，他還是不懂我問的什麼，竟回答到這樣驢唇不對馬嘴！中國方言之害，竟至如此！至於到了廣州城，便是到了外國了，有耳不能聽，有口不能說，成天像個啞巴，又像個傻子，要是到了不得已而必須說話時，便求之於筆的寫。我以為這校是高等師範，會國語的一定很多很多，哪裡知道他們的國語的程度，十個學生裡挑不出一二個會懂的來；至於會說的，一百個裡或者有三四個！國語運動了這些年，而運動得又那樣熱烈，中國的一個國立高師還是這樣，豈不奇怪！有一次，我叫聽差到廚房對廚子說這句話："不要再給我做甜的菜，要做鹹的。"說了半天，他不懂；他不懂，因他沒受過教育，不足為奇。後來找了三四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來翻譯，然也都不懂，終於我用筆寫了，才算過了這個難關，我曾作了一首詩，說我到廣州說話困難的苦處："進了廣州城，不啻到外國：有耳不能聽，有口不能說。說話各樣打手勢，聽話老是問"什麼？"手勢打了千百遍，兩人還是對著看；"什麼？"問了千百次，還是不懂什麼事。他直燥得冒汗，我便急得打轉！"(這首詩把我——恐怕所有初次到廣州的北方人，到廣州不懂話的苦況和中國方言的害描寫盡了。)

　　此外，氣候的蒸熱，飲食的不服，真把人苦死，的身體本壯，猶一天在病的狀態裡生活；張崧年先，簡直天天吃藥！

　　馮省三。

　　六月十日。

　　一九二四，六，十九，北京師大。

　　(本篇發表於1924年6月23日《晨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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