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4)|瞿秋白

多餘的話(4)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詠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正因為他對於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於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於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遊民罷了。假使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麼，只要你願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改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只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於我，與其說是智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閒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智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裡。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會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著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氣勢凶凶〔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實我是最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裡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只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面」，所以既然捲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覺〔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為甚麼？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它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板〕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的時候，你算出了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並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這裡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識和累墜〔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瞭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裡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帳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12]。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學著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瞭解人生和社會，瞭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瞭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佔領了，後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的用力。書是亂七八糟著〔看〕了一些，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致於辨別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這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於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一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翻譯幾本俄國文學名著，在漢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著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什麼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告別

　　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家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這窠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你們去算賬罷，你們在鬥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羡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雖然我枉費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些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的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做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做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然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生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裡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裡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劇。

　　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

　　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裡，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鬥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裡，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只覺得十分的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於她也終究沒有徹底的坦白，但願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麼？這美麗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的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願意把它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宣〔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時好時壞，也曾經到〔照〕過幾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見我的肺部有許多瘢痕，可是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後把這軀殼解剖開來，對著照片研究肺部的狀態那一定可以發見一些什麼。這對於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得或許是很可笑的。

　　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於軀殼，也許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

　　最後……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裡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裡寧娜》[13]，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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