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2)|瞿秋白

多餘的話(2)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厭〔壓〕。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三十六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煉啊！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裡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僕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至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9]——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裡不斷的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的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翻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種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裡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著〔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瞭解了，已經不能夠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沒有公開的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一至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只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的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為久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只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期。為著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10]，梁瀨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為職務的關係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於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並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瞭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後來就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於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當著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著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智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中國的階級鬥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瞭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瞭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11]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瞭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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