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理論鬥爭」|瞿秋白

國民黨的「理論鬥爭」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國民黨久已用不著什麼理論了。他們的理論就是槍炮、炸彈、飛機，就是監獄、皮鞭、電刑，以及腰斬等等的「文明待遇」。他們所用的屠殺政策，固然也毀滅了許多寶貴的工農的生命，燒掉了許多列寧小學、圖書館和工農的房屋，然而並不能夠使幾千萬的蘇區民眾「重新」相信三民主義。他們的嚴刑政策，固然也殺死許多革命幹部，固然也逼出了幾篇自首者的宣言，說是從此「改過自新……為三民主義服務」，然而這些無恥的叛徒的「自首」，其實並不是嚴刑敲打出來的，而是嫖賭吃喝的豬玀生活所引誘出來。三民主義的「理論」不能夠一刻離開豬玀生活，只有豬玀生活的人，他才相信「三民主義是救國的唯一主義」。三民主義理論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要說國民黨就根本沒有什麼理論。他們還是有的，而且不止一個。最近，國民黨內部就在發展著「理論的鬥爭」。一方面是蔣介石派，他們主張用武力「統一」中國，就是打平一切小軍閥；別方面是汪精衛派，他們主張「分治合作」——「以建設求統一」。這兩方面的辯論，在上海《晨報》和《中華日報》[1]上曾經熱鬧了好多天。很明顯的，蔣介石派代表著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之中的領導階層，要想造成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唯一走狗」的資格，要想壓倒一些霸佔地方市場的豪紳資產階級和地主買辦的小幫口。而汪精衛派的主張，就相當的反映著這些小幫口——極端複雜的、互相衝突的、許許多多的小幫口，他們覺得自己也是很好的帝國主義走狗，他們不願意蔣介石派包辦賣國事宜。這兩派在一致「剿共」的政策之中，也在互相競爭著，互相表示「剿匪」的手段更加高妙，例如蔡廷鍇[2]等譏笑蔣介石「剿匪五年，而一無所成」，而自己以為能夠「實行耕者有其田」，而使「共匪無由煽惑」。這個「理論鬥爭」，包含著軍閥混戰的種子。

　　這樣，我們可以看見國民黨內部的理論鬥爭的基礎是什麼。最近的廬山會議[3]，決定了察哈爾問題[4]等待國民黨的五中全會解決，理由是馮玉祥[5]、方振武[6]也都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解決他們的爭論問題，「最適宜的機關當然是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同時就在廬山會議的時候，上海《晨報》的論文說：

　　察哈爾問題乃統一與割據兩勢力決勝之分歧點……吾人認為：政府倘為不姑息養奸之政府則應予老奸巨滑之輩以嚴厲之制裁。

　　然而廬山會議的決議，卻顯然是「姑息養奸」的決議，這裡，可見得蔣汪兩派「合作」的政府裡面「理論的鬥爭」，暫時還只是「理論的」，原因是他們兩方面，都在蘇維埃運動和民眾反帝鬥爭的威脅之下，著重在共同對付「匪共」的任務——這卻是槍炮的鬥爭了！

　　原載1933年7月30日《鬥爭》（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釋

　　[1]《中華日報》，1932年，汪精衛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委派林柏生在上海創辦，1945年8月停刊。

　　[2]蔡廷鍇，見本卷第403頁注⑤。

　　[3]廬山會議，見本卷第615頁注①。

　　[4]察哈爾問題，參見本卷第613頁注⑥。

　　[5]馮玉祥，見本卷第466頁注28。

　　[6]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壽縣人。安慶武備學堂畢業。1926年1月率部加入馮玉祥的國民軍，任第五軍軍長、第五軍團總司令等職。後改隸蔣介石指揮，任國民黨第四軍團總指揮。1933年5月，同馮玉祥、吉鴻昌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8月，馮玉祥下野後，同吉鴻昌在長城內外繼續進行抗日活動。10月抗日同盟軍失敗，出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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