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3)|瞿秋白

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3)

　　（十）黨的組織任務

　　所有這些任務，很明顯的要求党努力去加強主觀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擴大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廣泛的徵求產業工人、女工入黨，而徵求農村工人、雇農、苦力等入黨，亦是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同時，要在廣大的半無產階級的貧民群眾之中，發展黨的組織；要堅決提出工人幹部，訓練新的幹部，要百倍的加強黨的各級指導機關，直到支部幹事會。要擴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一切革命的群眾團體，尤其是赤色工會和工廠委員會，以及勞動童子團、工人糾察隊、赤色先鋒隊、少年先鋒隊、革命的農民及兵士團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革命互濟會等等。

　　現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強黨對於青年團工會以及其他革命群眾團體的領導作用；別方面正要更加擴大群眾的非黨團體，廣泛的發動他們的組織，提高他們自己的活動能力和獨立工作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發展並鞏固黨對於廣大群眾的政治影響，使有組織的革命勢力，不僅僅限於最先進的先鋒隊伍，而能極廣泛的包含到偉大的群眾。任何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辦法，足以妨礙這種任務的進行，甚至於事實變成取消青年團以及妨礙工會工作等的現象的——都極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變；要真正建立並且強固各種群眾團體裡的黨團工作，要努力擴大並加強黨的支部和他在群眾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產業支部。

　　以後黨的最主要的組織任務之一應該是：有系統的擴大赤色工會的基礎，使他們在工廠之中成為真正的群眾組織。全總[13]，上海工聯，各省的總工會，以及各產業工會，都要成為有戰鬥能力的組織。要從工廠裡面最好的最積極的工人之中，特別是從罷工及各種鬥爭裡面最積極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會幹部。應當剷除害怕和不信任非党的無產階級分子做工會指導機關工作的傾向；黨的支部和黨團，應當在工廠和工會裡面，把這些選拔出來的廣大的無產階級幹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黨團和工會，都應當特別注意勞動婦女運動，尤其是女工運動，必須各級黨部、團部、工會的整個指導機關，一直到每個支部，每個工會下層組織，都負責積極去進行婦女工作。

　　黨對於青年團要注意到現時極嚴重的青年團的危機狀態——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極點，團員的工人成分，比黨還要稀少，蘇維埃區域雖然有青年群眾的組織，而極端缺乏團的正確領導。党必須百倍的加強對於青年團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加強青年團的反對右傾主要危險，同時加緊反對障礙青年團實際工作轉變的「左傾」清談和關門主義，而切實執行青年共產國際[14]所指示的轉變，實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反對黨內輕視青年工作的傾向。黨的中央政治局的關於「總行委」決議[15]，事實上得到了取消團的組織的結果——這種錯誤直到最近方才糾正；——這種錯誤引起了取消青年團傾向的加強，所以特別要堅決的反對這種取消主義的重要危險。同時，也要加強鬥爭，去反對因為這些最近的錯誤而更加激起的先鋒主義的「第二黨傾向」[16]。

　　（十一）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

　　現在革命發展的形勢，是革命和反革命開始日益接近決定勝負的戰鬥，國民黨改組派、陳獨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鄧演達的社會民主派、胡適之等的民權派，凡是這些企圖站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所謂「中間」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幫助統治階級——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地主資本家——想出比較巧妙的方法，來欺騙群眾，拉住群眾，阻礙群眾的革命化，而維持反動的統治。他們一致的口號是「國民會議」；他們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圖誘惑群眾走到合法主義的「正軌」上去，甚至於露骨的做破壞罷工的工賊，出賣農民群眾鬥爭的奸細——已經成為通常的現象。就是不成派別的工頭、幫口、紅槍會[17]等類的首領（富農豪紳等），事實上也是傳達改組派等影響到群眾中去的工具。這種政治派別和破壞革命的分子，甚至暗藏在蘇維埃區域裡去活動。他們的活動，尤其是在反動統治區域，往往還能夠欺騙落後群眾，至少是使群眾暫時的猶豫，散亂，認不清目標。所以共產黨的任務，就要更加加緊反對這些派別和這些分子的鬥爭，爭取群眾自發運動的領導，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就必須實行「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是在一切鬥爭，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鬥爭之中，共產黨應當和非共產黨的一般下層群眾團結起來實行鬥爭，獨立的去領導他們的運動，使這些運動都走到蘇維埃政權的總口號之下來。這樣，在鬥爭的過程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實去暴露這些派別，黃色工會的領袖，——紅槍會等類的首領……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們欺騙、箝制、出賣、壓迫群眾的真相。

　　（十二）革命轉變問題和反對孫文主義、托洛茨基主義[18]的鬥爭

　　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是鬥爭急劇的發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產國際執委特別指出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前途問題。中央政治局對於這一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在最近幾次議決案上，指出「兩個革命完全隔離」的說法，以及「革命開始勝利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的錯誤，固然是正確的，可是，自己的群眾，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機械的（「一省或幾省革命勝利就一定是革命轉變開始」的說法）。黨必須根據國際七月議決案的詳細指示糾正這些錯誤，更切實更明確的指出並且解釋：中國革命現時階段，還是民權主義的性質，而他的勝利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應當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加緊反對孫文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

　　五、反對傾向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一）自我批評和反對傾向的鬥爭

　　黨現在要擔負起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嚴重任務，要在組織上加強自己的戰鬥力，要加緊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別在群眾裡的影響，而爭取廣大的群眾。為著執行這些任務，黨必須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的七月議決案和本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切實檢查黨的工作，實行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從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國際和黨的路線上審察批評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的錯誤和缺點，而堅決的執行糾正，使全黨都瞭解這些錯誤的實質和教訓。別方面要防止調和主義精神的非布爾塞維克的「自由批評」——離開黨的路線，甚至攻擊黨的路線的批評。並且黨在現在情形之下，應當比任何時期，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爾塞維克的一致，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右傾和調和主義。

　　（二）「左傾」的錯誤

　　因為必須堅決的領導罷工鬥爭，儘量發展農民的遊擊戰爭，和地方暴動的關係，除主要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危機之外，又發現了盲動主義、關門主義傾向的錯誤——就是往往不去爭取群眾，不能估計群眾的力量而只有脫離群眾的發動計劃等等。同志之中發現「不理黃色工會」，「凡是不是雇農，一律都應當開除出黨」，「殺盡富農」，「只要領導十畝以下的貧農去抗稅抗租」等類口號的提議。並且已經有放棄群眾日常鬥爭的領導，忽視組織上鞏固黨的影響和群眾團體等的現象。甚至於藉口「群眾只要暴動，不要罷工，只要大幹，不要小幹」的論調，而實際上走到極有害的機會主義的消極。群眾之中的這種情緒，只足以表示群眾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仇恨的增長，以及群眾力量組織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領導群眾日常鬥爭，那就成了等待暴動。別方面，這一類的「左傾」情緒，在革命戰爭之中，往往會引導到表面是「堅決向前進攻」，實際是繼續「沒有後防的作戰」方式；在蘇維埃區域裡，就是不會適用對於帝國主義的應付政策，脫離農民群眾的「左傾」幼稚政策，反對富農而不會團結中農于自己的周圍；以及一般的不會在政治上解除改組派、取消派、黃色工會、富農等等的武裝，而反對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

　　「左傾」的錯誤，是在於只看到先進分子的情緒，而不去切實艱苦的去爭取群眾，因此，脫離廣大群眾而落到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左傾」的錯誤，事實上是鞏固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所以一定亦堅決的反對一切「左傾」，不應當有任何調和的態度。

　　（三）右傾的主要危機和調和主義

　　同時，現在黨要在鬥爭的過程中，準備力量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將來決定勝負的戰鬥，要勇敢的去發動，並且獨立的去領導幾千百萬群眾的革命鬥爭——在這種鬥爭條件之下，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

　　現在的狀況：最嚴重的危險事實上的確是對群眾鬥爭落後的尾巴主義——有些同志甚至於說「群眾都是右傾落後的」來掩護他們自己的怠工。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上實際上的表現，就是：工會的合法主義（投降黃色工會，放棄獨立領導鬥爭的黃色傾向），農村裡的「富農路線」（阻礙土地革命，保守和和平發展的主張，放任群眾在富農影響之下等等事實），對於農民戰爭的蔑視，恐懼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過分」發展等等。可是最近這些個別表現之外，還有更嚴重的現象——甚至於形成整個的右傾路線，企圖鼓動同志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種右傾路線是：（一）說「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中國革命是空話，而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是實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二）說城市工人沒有革命的鬥爭，沒有同盟罷工的可能，只能實行日常的經濟的小鬥爭；（三）說農民的鬥爭，因為沒有工人革命鬥爭起來，所以不能成為什麼大的力量，說農民戰爭是「部落式的暴動」（「長沙的佔領是決沒有前途的」）；（四）藉口發展不平衡，否認世界的總危機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認「第三時期」）[19]，否認中國全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和總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認為不應當有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並且根本否認黨的成績，發展悲觀的論調——主張避免劇烈鬥爭來和平的發展「主觀力量」，說一定要赤色工會組織了大多數工人之後，才有別的辦法；（六）造謠挑撥說黨內實行純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講話」，發展煽動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這個路線顯然是反對黨的整個路線——亦就是反對國際的路線。可是這些右傾分子卻利用著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組織上的個別錯誤，不但造謠誣衊挑撥離間，進行小團體的活動，而且宣傳中央的路線和國際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著「擁護」國際路線的名目，實行反對國際和黨的路線。這些分子的領袖，又正好就是從二中全會以前，江蘇問題的爭論[20]，反對陳獨秀鬥爭的最初階段以來，一貫的是反對中央的。

　　而且，在黨批評和打擊這些右傾分子的時候，居然有些同志還採取調和態度，說右傾路線並沒有形成，說思想上反對右傾固然需要，組織上的制裁是用不著提起，只說中央和國際不會不一致，而不答覆右傾分子的誣衊中央；總之，調和主義的特點，就是說，在組織系統上當然服從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討論上的自由，即使是要動搖黨的路線的也還要保留著。這些調和派是向來有小組織的派別主義傾向的一些同志，他們現在事實上是在阻礙黨反對右傾的鬥爭，如果他們不拋棄暗藏的機會主義的立場，那麼，自己也始終要走上公開的機會主義的道路。

　　黨必須同時反對調和主義，然後才能無情的克服這種右傾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危險，然後才能戰勝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工頭富農的意識，如果這些同志不糾正自己的錯誤，而且繼續堅持，那麼，黨必須肅清他們——因為這種形成整個路線的右傾分子，客觀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黨內的奸細。

　　（四）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的黨和革命任務的執行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一致的認為共產國際執委最近對於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糾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確的。為著要執行這些指示，以及為著要執行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案，糾正過去個別的策略上工作上組織上的錯誤，並為著更加堅決的執行國際的路線起見，為著要擔負起當前的嚴重的革命任務起見，必須堅決的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傾，反對右傾和調和主義，尤其要集中火力打擊主要的右傾危險。黨在這個問題上的任務，就是同時加緊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尤其是反對右傾——右傾是現在阻礙黨去執行當前重要任務的主要危險。

　　〔注〕中央政治局從六次大會之後，大致已經習慣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詞與「直接革命形勢」的名詞，用成同等的意義。字面上「高潮」和「高漲」極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勢」（國際這次決議案上稱之謂「客觀革命的形勢」）和「高漲」在實質上卻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詞應當廢除。

　　以後劃一名詞：

　　（一）凡是表示革命運動向上生長的普遍意義的，一律只用「高漲」。

　　（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裝暴動直接襲擊統治階級的統治之形勢的，應當用列寧的名詞「客觀革命的形勢」，以後不用「高潮」。（馬魯伊裡斯基[21]同志最近的解釋：「直接革命形勢」是以前齊諾維也夫[22]所用的，也有不妥當的地方。）

　　選自《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釋

　　[1]安南，今稱越南。

　　[2]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陳取消派。參見本卷第28、31頁注⑥、29。

　　[3]中國最近的事變，指1930年新軍閥之間發生的蔣閻馮中原大戰。

　　[4]張學良，生於1901年，遼寧海城人。1928年張作霖死後，被推為東三省保安司令，成為東北的最高統治者。同年12月29日，宣佈東北「易幟」，歸順南京政府，擔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和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1930年中原大戰中，張學良通電擁蔣，入關助戰，坐鎮北京。「九一八」事變後，任國民黨西北「剿總」副司令。1936年12月同楊虎城一起發動西安事變，後被蔣介石長期扣押。

　　[5]托洛茨基，見本卷第29頁注10。

　　[6]改組派，見本卷第31頁注28。

　　[7]取消派，即托陳取消派。

　　[8]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廣東番禺。早年參加同盟會。1910年因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灃被捕。辛亥革命後參加組織國事共濟會。1925年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1931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對日本帝國主義妥協。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1938年底公開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

　　[9]胡適之（1891—1962），又名胡適。安徽績溪人。早年留學美國，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和羅隆基等曾結成人權派的政治流派，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宣傳人權。以後又與蔣介石妥協。瞿秋白曾批評他「人權丟卻說王權」。

　　[10]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為鄧演達領導的反對蔣介石的第三黨組織。見本卷第32頁注31、32。

　　[11]白朗德爾，今譯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1967），早期德國共產黨領導人。1921年擔任德共主席，1923年底因漢堡起義失敗被撤銷領導職務。此後，曾在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及農民國際工作。1928年因發起組織反對派，次年被德共及共產國際開除。

　　[12]鄧演達，見本卷第32頁注32。

　　[13]全總，即中華全國總工會，1925年5月在廣州成立。

　　[14]青年共產國際，即少共國際。是各國進步青年團體聯合的國際組織，接受第三國際的領導。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1943年6月解散。

　　[15]關於總行委的決議，見本卷第32頁注38。

　　[16]先鋒主義的「第二黨傾向」，是當時部分青年團員中一種「左」的思潮，即認為團比党更先進，更「革命」，青年團才是革命的先鋒，甚至把團視為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第二黨」。

　　[17]紅槍會，見本卷第30頁注20。

　　[18]托洛茨基主義，是20世紀初俄國工人運動中用「左」的詞句偽裝起來反對列寧主義的機會主義。它主張跳越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剝奪農民，反對工農民主專政；在戰爭與和平以及其他問題上也反對列寧的方針政策。

　　[19]第三時期，見本卷第30頁注12。

　　[20]江蘇問題的爭論，見本卷第29頁注⑨。

　　[21]馬魯伊裡斯基，今譯曼努伊爾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1959）。曾任蘇共中央委員。1924—1943年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主席團委員，以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書記。

　　[22]齊諾維也夫，今譯季諾維也夫，見本卷第31頁注24。

　　(1)這是瞿秋白為中共三中全會起草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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