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4)|瞿秋白

三中擴大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4)

　　五、黨內反傾向的鬥爭

　　（1）自我批評

　　黨內問題上，先講自我批評工作。我們是要給全黨以及群眾看，黨有錯誤是不自己隱藏的，而向群眾宣佈的，這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特有精神，才是反對無原則鬥爭的最有力武器。

　　無原則鬥爭問題，特生同志說過了，我們一定要將這種鬥爭方式打下去。黨在六次大會前後小派別鬥爭是非常利害（江蘇問題，順直問題等[40]）。現在不能夠了，已經在中央指導給以嚴重的打擊，而消滅了大部分。因為我們的黨是一個很大的黨了，現在就是發生表面上是無原則的鬥爭，而實質上一定是有政治觀點的不同。我們對於用私人活動、背後說話、會場上說「同意」的國民黨的辦法一定要肅清。

　　（2）兩條戰線的問題

　　兩條戰線的鬥爭問題，我不再說大家已經說過的了。現要指出：大家說的有一個毛病，或者是說一切毛病都由於兩條戰線鬥爭不清楚的原故，或者是說由於重視打右傾所以有左傾的危險，或者說是上級「熱昏」（是左）下級是「冰冷」（是右）——這樣，豈不是「小熱昏」碰著了「冰桶」真正沒有辦法了嗎？這正如陳獨秀對武漢時期說政府太右，群眾太左，而要調和一下[41]；是不是我們現在上面要右一些，下面要左些，這個路線就會正確了呢？不是的，第一，中央對於兩條戰線的鬥爭是做過的，但是未曾明白指出來，這是布爾什維克黨內鬥爭的經驗還沒有充分。事實上，不是中央沒有反對「左傾」，沒有知道兩條戰線，沒有知道「左傾」並不比右傾好些。並不是這樣。事實上是：由於對於形勢估計錯誤，自己犯了些「左傾」的錯誤，因此也就對「左傾」危險的反對是不充分。第二，要知道「左傾」決不會比右傾好，像某個地方黨部總覺得「左傾」比右傾總要好些（我不記得誰昨天說的），所以寧可以左一點，不要右了，這是不對的！我們看聯共黨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對「左傾」評語是最恰當沒有了。……實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公開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危險，同樣，也反對加強這種機會主義的「左傾」的「過火」，我們在這一觀點上看來，六次大會時便已經明顯的指出兩條戰線的主要——當時亦有人企圖利用中央反對「左傾」盲動主義沒有充分的錯誤，而曲解國際的指示，仿佛認為以後只要反對「左傾」了；然而國際和六次大會決定：反對機會主義，亦反對盲動主義，等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國際的信就指示反對機會主義是更重要的了，仍然要反對盲動主義；所以兩條戰線不是現在的「新發明」，現在是否上面「左傾」，下面右傾呢？國際指得很對，現在主觀力量發展，落在群眾鬥爭後面，所以主要的要集中火力反右傾。這完全是一般環境決定的，決不是上級和下級要分別看待。在一九二四——二六年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內托洛茨基派活動得厲害，在國際在義、比各國都很大，所以那時斯大林同志曾提出過反「左傾」是主要的，集中火力反對「左傾」。現在自然不同了。中國黨上級反對右傾的經驗比較多，但是也未能傳達到下級支部裡去。右傾是我們主要危險。但是如果說下級沒有「左傾」是不然的。「左傾」的表現如要「殺盡富農」、「不理黃色工會」等等都是的，反右傾反「左傾」同一要加緊，但現在還需要集中火力於右傾，因為右傾是主要危險。

　　我再說到立三同志對羅邁[42]同志的批評。羅邁同志有書面聲明，它不是說所有支部整個右傾，而是部分右傾，並且解釋支部右傾的還有許多保存，是因為反右鬥爭還沒有深入群眾。這樣是無多大毛病的。總之，各位同志舉出許多群眾生活，黨部生活之中的事實，只是更加證明兩條戰線的重要，更證明我們現在要集中於反右傾。

　　兩條戰線鬥爭，不必多說，問題是為什麼而做鬥爭？決不是「為反對傾向而作反傾向的鬥爭」，而是為堅定党，強固黨，使黨更布爾什維克化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對於明佛同志提出之張國燾同志問題，大家都很注意，這不是反對個人，而是為黨反對傾向，我們必須將張國燾、何孟雄的問題公諸全黨，在政治上鄭重的解決，因為這決不是某人合不合我們的意的問題。我們要是容許一切不正確的傾向，而不和他們堅決鬥爭，則決不能完成目前革命新高漲之下的歷史的任務。有這些傾向存在，也就不能將日常鬥爭與總的任務聯繫起來，我們必須同樣加緊的鬥爭，去反對右傾與「左傾」，尤其是要集中火力去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我們也只有如此，才能鍛煉黨的戰鬥力，發展工人群眾的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鞏固蘇維埃根據地而擴大發展一直到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和完成。因此，對於反「左傾」和右傾，都不能採取任何的調和主義的態度，尤其是對於對右調和的精神要特別注意，因為已經有些同志表現這種精神——這是妨礙反右傾的鬥爭的。

　　三全會的總任務，也就是這樣，草案在政治委員會，再行詳細審查，各同志有意見，可再書面通知委員會。

　　選自《中共中央文件彙集》1930年第3分冊

　　署名：之夫

　　注釋

　　[1]特生，即向忠發（1880—1931），湖北漢川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

　　[2]少山，即周恩來（1898—1976），祖籍浙江紹興，出生于江蘇淮安。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

　　[3]國際，指共產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成立於1919年3月，1943年6月正式宣佈解散。

　　[4]中國問題決議案，指1930年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處通過的《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即七月決議。

　　[5]伯山，即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等職。

　　[6]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機會主義者，採取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是為取消主義。

　　[7]王若飛（1896—1946），貴州安順人。歷任中共豫陝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等職。在黨的第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任中共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在由重慶飛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遇難。

　　[8]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為阻止在英美支持下的蔣介石軍隊「繼續北伐戰爭」，向進駐濟南的中國軍隊大舉進攻，佔領濟南城，中國軍民數千人被屠殺，蔡公時等17名國民政府外交人員亦遭殺害。

　　[9]1928年黨的「六大」以後，中央領導認為江蘇是全國經濟的中心，產業工人集中，需要改組和加強領導。為此在上海工作的黨中央領導人，經常參加中共江蘇省委的活動。1928年11月20日，為領導法商電車工人罷工成立的江蘇省行動委員會由黨中央直接領導，並統管全江蘇工作，引起省委反對，認為這有礙省委行使職權。以後，江蘇省委行動委員會與省委合併，中央又準備將江蘇省委歸併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得到消息後，未得中央的正式通知就把消息告訴下級，引起省委和區委的反對。這就是黨內通稱的「江蘇問題」。

　　[10]托落斯基，今譯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蘇聯政治活動家。十月革命後曾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因反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路線，成為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後被指控組織反黨聯盟，1927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開除其黨籍，1929年被驅逐出境。1940年被害於墨西哥。著有《我們的政治任務》、《十月革命》、《不斷革命》等。

　　[11]孟雄，即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縣人。早期北方職工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曾創建京綏鐵路工會。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省委農民部秘書，上海滬西、滬東、滬中區委書記等職，曾反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1931年被捕犧牲。

　　[12]當時張國燾在蘇聯。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1931年回國。

　　[13]第三時期，是共產國際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形勢所提出的一種論斷，認為1917年至1923年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時期；1923年開始，為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第二時期；1929年起，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第三時期。

　　[14]安南，今越南。

　　[15]中國大革命時期，一部分越南革命者曾在廣東、廣西一帶進行革命活動，參加中國共產黨。

　　[16]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蘇聯政治活動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十月革命後歷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真理報》主編等職。1929年11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其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37年被開除黨籍，次年被處死。1988年平反並恢復其黨籍。著有《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共產主義ABC》、《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等。

　　[17]洛夫斯敦，今譯羅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8年生），美國共產黨人。1927年任美共總書記，1928年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29年被開除出黨。

　　[18]振鵬，即吳振鵬，當時任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

　　[19]賀昌（1906—1935），山西離石人。中國共產黨第五、第六屆中央委員。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書記，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長征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春，在江西會昌地區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英勇犧牲。

　　[20]大刀會、紅槍會，是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等地的民間結社，帶有封建迷信色彩，參加者多為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和流氓無產者。

　　[21]長沙戰爭，指1930年7、8月間紅軍兩次攻打長沙的戰爭。7月27日，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十天后被迫退出。8月30日，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市會合，組成紅一方面軍，再次向長沙發動進攻，攻城不克，於9月中旬移師江西。

　　[22]劉明佛，當時任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

　　[23]平瀏，即湖南省的平江、瀏陽。

　　[24]季諾維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俄國工人運動和布爾什維克黨早期著名的活動家和領導人。十月革命後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一任主席等職。1927年被開除黨籍，1936年被處死。1988年6月蘇聯最高法院宣佈其無罪，予以平反。

　　[25]嘉米聶夫，今譯加米涅夫（Лев В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1883—1936），蘇聯政治活動家和國家領導人。十月革命後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1919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27年被開除出黨，1936年被處死。1988年6月蘇聯最高法院宣佈其無罪，予以平反。

　　[26]俄國二月革命的臨時政府，指1917年二月（俄曆）革命勝利後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領導的資產階級政權，十月革命時被推翻。

　　[27]章龍，即羅章龍，又名羅仲言。生於1896年，湖南瀏陽人。當時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中共中央工委書記等職。

　　[28]改組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武漢汪精衛的國民黨同南京蔣介石的國民黨合流以後，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不滿蔣介石獨攬大權，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鼓吹重新改組國民黨，形成了國民黨內部的改組派。

　　[29]取消派，是由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部分參加託派組織的學生被遣送回國後，同陳獨秀等人結合而成的小團體，亦稱托陳取消派，或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參見本文注⑥。

　　[30]民權派，是以胡適、羅隆基等留美學者為骨幹組成的資產階級政治流派。他們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主張人權、專家治國和言論自由；同時也反對共產黨，宣傳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他們曾以《新月》雜誌為陣地，號召討論人權，因而又被稱為人權派。

　　[31]社會民主黨，這裡指鄧演達等於1930年8月在上海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又稱第三党，提倡農工革命，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

　　[32]鄧演達（1895—1931），廣東惠陽人，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之一。早年參加同盟會，北伐戰爭期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大革命失敗後流亡蘇聯和德國。1930年回國，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從事反對蔣介石集團的鬥爭。1931年11月被蔣介石秘密殺害于南京。

　　[33]吳大帥，即吳佩孚（1874—1939），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

　　[34]馮總司令，即馮玉祥（1882—1948），安徽巢縣人。1924年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為國民軍，自任總司令。

　　[35]張大帥，即張作霖（1875—1928），遼寧海城人。奉系軍閥首領。

　　[36]陳源道（1901—1933），安徽巢縣人。1929年初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秘書長，1930年2月調任河南省委組織部秘書長，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赴天津，任河北省委組織部部長，1931年11月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犧牲于南京雨花臺。

　　[37]裕成，即溫裕成，當時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團中央工人經濟鬥爭部部長。

　　[38]行委，即中央行動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指導下，在1930年8月1日的會議上決定將黨、團、工會的領導機關合併成為中央行動委員會，各地方的黨、團、工會亦合併成為地方行動委員會，以加強準備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

　　[39]黃安，今湖北省紅安縣。

　　[40]順直問題，指「六大」前中共順直省委內部的派別鬥爭。北京以前稱順天府，河北稱直隸省，順直即今北京、河北地區。

　　[41]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發表了這樣的觀點。

　　[42]羅邁，即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組織部長。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1930年8月，瞿秋白由蘇聯回國後，於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全會結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本文是瞿秋白在會上所作政治討論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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