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聯共（布）中央的信|瞿秋白

致聯共（布）中央的信

　　致聯共（布）中央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親愛的同志：

　　關於中共勞動大學[1]的問題，已在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會議和聯共中央秘書處討論過了。中共勞動大學的情形，真不堪言。真的，它是不能保證完成為中共準備多數派的幹部[2]的任務。因此，中共大學將來是否單獨的存在或者改為殖民地勞動大學主要的一部——這些爭論在本質上說來，已經不是這樣的重要，如這問題在初次看來好像重要的一樣。無任〔論〕怎麼樣，中共大學是應根本改造，並且要很快的改造。

　　中共大學的根本改造是在加強領導，進行國際教育，和無情的清洗現在的學生成分。中共代表團自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3]以來，不止一次向學校貢獻許多具體的提議以改善學校的狀況。中央[4]對中共大學正月的決議（決議的第一條就說要消滅派別鬥爭……）討論和通過，都有中共代表團參加。我個人在當時是不能參加這項工作，因為我在國際六次大會以來就有重病，以後為討論國際給中共中央二月的信[5]又非常忙碌。到了四月我才開始為中大工作，在詳細地知道學校情形以後，我們又有關於改善中大具體的提議，並且這一次是書面的。一般的說來，我們關於這些事件是有許多次已和學校領導人談過，並且在東方部秘書處亦提出過。我們的提議「接受過了」、「正要接受」、或者「將要接受」，但是沒有實行。比如中央一月的決議就是一例。同時也沒有誰認真地與我們討論這些提議。從另一方面說來，學生的社會成分和政治成分也沒有改善，這是有許多原因，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於在中國沒有很好的招收新生。

　　假是我們要真正為中國共產黨認真地準備多數派的幹部，那麼我們必定要很快地根本改造學校，為要真正的為中國和其他殖民地準備幹部，為要有中國單獨的大學和各民族大學，或者只是在全世界殖民地大學設各民族部，則必須有下列條件。

　　1．假設是對中共勞動大學不僅僅要「中國化」——研究中國問題，而且要用中國工人真正能瞭解的語言，教授所有功課，將理論和實際知識及工作聯繫起來。國際教育是與現在中大之閉關生活完全相反。

　　2．要有強健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和好的「美國式」的機關[6]。自然，所有的領導者，也不必要盡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問題專家，因為在學校還有許多工作部門，需要高度熟練的工作人材，科學的和行政的人員以及有工作能力的人。

　　例如在學校有這樣的情形：（1）國際寫給中共中央的二月那封信，已做了報告，在支部理應討論而沒有討論；（2）國際關於農民問題寫給中共五月的信[7]，也沒有討論，甚至好久沒有翻印成中文，同志們到十一月才在雜誌上看到。國際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的信[8]，也是同樣的情形。這一次是我自己翻成中文，經過兩個月以後，我問討論這決議怎麼樣？回答我說還沒有翻印；（4）最近國際十月給中央的信關於改組派的問題[9]，要他印成中文，使我向學校跑了四五天，從教務處跑到出版部，從出版部跑到印刷所，以便使這小冊子能及時出版。也只有因為這樣的催促，才能使同志們在報告以前得早讀到這封信。這便是支部局[10]及學校機關的「精神」。支部局做反傾向的鬥爭，甚至連同志們研究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方針，僅僅是技術上的可能，也沒有顧慮到。中共大學的課程，到現在還沒有好的教本和參考書。假使有大批好的教員和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樣的機關也不能一點不做，以便使同志們能得到中國問題專家用俄文所教授的東西。

　　3．盡可能的吸收熟練的教員，有威信有經驗的黨的工作人員和堅定的黨員到這樣的大學，或者是殖民地大學的一部做工作，同時在工作的過程中要使他們研究中國問題，或其他相當的殖民地國的問題。如果我們僅僅去找「現成的中國問題專家」，那麼我們將要因「東方問題專家的恐慌」而斷氣。這些大學應該有高度熟練的領導人材，他們會「團結殖民地革命工人和勞動者很好的分子在他們領導的周圍」，並且會用相當的方法接近他們，研究和瞭解他們染受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影響和落後思想的一切可能的成見，以便打破這些成見，用布爾塞維克的方法教育他們。同樣要用這樣的方法訓練中國或印度的積極分子，因為沒有民族的積極分子和服務人員能說本地話，是不能為殖民地勞動群眾建設學校，因為除了些個別的例外，他們是很難學會歐洲文字。我們以前好的翻譯只是知識分子。假是不訓練他們有接近工人的精神，那麼常常發生這樣的現象，這些「埋頭書本」的知識分子，只玩些群眾所不瞭解的新的科學名詞，不幫助工人學習和分析複雜的政治問題，而只在工人面前誇耀其「博學」，因此而引起工人反知識分子的情緒。

　　4．要造成主要的之進行。因此要有系統的工作，不止寫決議案而已，在分配翻譯用中文和其他語言教授的條件以保持學業力量之時應經常的注意這點。將來學校，是要有這樣的形式，主要的各班是用中文教授，年限最好是兩年，不得超過三年；特別班（人數很少，每系青年工人或熟練的知識分子）應加緊學習俄文。教授俄文在起初六個月內，必須用中文且用中俄文法的比較方法以助進俄文之學習，絕不是像現在中大一樣，在學校裡，甚麼知識分子，不懂英文或英文不好，讀了俄文三年，但很少瞭解其意義。這個特別班應該是三年，在第三年開始用俄文教授，這是由學生的文字程度而定。這樣的一來，「特別班不但能準備真正的翻譯，而且是高級班的形式」（除中國外，或許其他殖民地國也要開始辦這樣的特別班）。

　　5．必須準備中文和其他相當的各國語言的翻譯以及馬克思主義書籍：（1）政治常識通俗本，包括各方面必須的基本知識，用最通俗的文字敘述出來；（2）翻譯和編輯共產大學的教本和參考書；（3）翻譯列寧和馬克思的垘本。所有這些應認真的做，並且要有計劃和系統。沒有這些工作是不能為落後的殖民地國家編造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書籍，因為現在主要的是處於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這些國家是開始自己的文字革命和「造成自己民族的文字」，但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已不是西歐文藝複新〔興〕時代[11]的資產階級。例如印度資產階級是愛用英語，而本國語對他是沒有什麼重要（並且甘地[12]用英語寫詩）。但是中國和印度千百萬的勞苦群眾，是不能每個都學會俄文或其他外國語。殖民地資產階級很顯明的，是有意阻礙文字改良。我們的同志特別是工人和農民（假是党成為群眾的党時，黨應該是這樣的），是不能用俄文、德文或其他文字來教育。

　　這是中共大學所缺少的東西，不管學校已存在四年之久，我們要隨時而很快地清洗學校，使他能成為將來殖民地大學之基礎。要無情地將不須〔需〕要的和異己的國民黨分子和托洛斯基分子清洗出去，並且要將那些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不光是反共產黨的反國民黨分子（那時比國民黨還反動些）清洗出去。同時我們要救拔大部分的很好的分子，他們是脫離了過去的領導，在中央審查會的報告中和克爾三樂媧在政治秘書處已說過了，假是要救拔他們，假是要毀壞託派的組織，那麼必須過去的領導公開的承認克爾三樂媧所指出的錯誤和缺點。但是這些錯誤未必是由於他的正確的路線而產生，為什麼不這樣的做以便易於根本改造學校。除此我們也要無情的把那些堅持過去的意見，說黨的路線是不正確的分子拋棄出去。

　　此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中共代表團　屈維它[13]

　　十一月

　　注釋

　　[1]中共勞動大學（中共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已經禁止向中山大學派遣學生，中山大學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大學。

　　[2]多數派，是從俄文болышевик譯過來的；多數派幹部，即布爾什維克幹部，意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幹部。

　　[3]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即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4]中央，指蘇聯共產黨中央。

　　[5]國際給中共中央二月的信，即1929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6]「美國式」的機關，意思是講求工作效率的機關。斯大林曾經在他的文章中稱讚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工作效率。

　　[7]國際關於農民問題的信，指1929年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8]國際關於中國職工問題的信，指1929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工作的決議。

　　[9]國際10月給中央的信，指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改組派給中共中央的信。

　　[10]支部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黨組織。

　　[11]文藝復興時代，是14至16世紀歐洲文化和思想發展的一個時期。16世紀資產階級史學家認為它是古代文化的復興，因而得名。當時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義，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宗教神權，要求擺脫教會對於人們思想的束縛，打倒作為神學和經院哲學基礎的一切權威和傳統教條。它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具有重要進步意義。

　　[12]甘地，見本卷第98頁注20。

　　[13]屈維它，瞿秋白的化名。

　　(1)本篇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標題是編者所加。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