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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政兄:

  前一禮拜,已經有一封信寄上,附有中俄文的國際執委致中央的信(論改組派的);今天聽著少年國際[1]駐華代表(英國人)的口頭報告,更知道國內一般的情形。不過你們這次帶來的文件,盡有英文、德文的,沒有中文的,因此,我還沒有來得及去看,要等他們翻印翻譯。而且少年代表還答應我們細談一次。所以我還不能對於國內的一切情形有詳細的研究。很可惜的:獨秀的三封信[2]的漢文原稿,你們都沒有送來,對國際[3]亦沒有政治局正式的漢文信件(關於中央全體會議亦然)。很可惜的。現今交通如此之難,一次差過便需等待好幾個月,如何你們沒有寄這些材料呢,如何總不對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寫正式的報告呢?現在因為急走郵差之便,不能等待,先告訴你們下列的意見和問題:

  (一)中國革命高潮之已經開始是絕無疑義的。赤色工會之政治影響正在擴大,然而組織上之不發展是極大的缺點。農運的遊擊戰爭的新發展,正可以證明「輕視農民戰爭」之說,「農民暴動是無政府主義的胡鬧」之說之破產。紅槍會等原始農民組織,仍在反動影響之下,而我黨的工作絲毫無可報告(英人如此說),亦是非常可注意的事。「輕視農民群眾的革命作用」與「聯合富農」之傾向,其同為機會主義無疑。兵士運動及饑民土匪的工作,以及反帝反軍閥及其戰爭的運動之群眾化,也應有更大更大的注意。當時一省數省政權之前途,現在可說證實不是「理論上意見上的爭執」。總的革命前途,切切要放在面前,力爭領導此高潮,……領導……[4]奪取政權,需要反對黨內無意之中的右傾——悲觀,取消主義(取消赤色工會),合法主義,爭取自由主義之嚴格鬥爭,……尤其是聯合托陳派[5],等待汪陳[6]等派之機會主義。

  (二)因此,在英人報告中,說獨秀為最危險,其實,即表面上反對獨秀,而實質上含有許多悲觀取消之傾向,許多妥協之傾向,必須認為是黨內主要之右傾危險。至於獨秀,則必須採取「組織上的決定」,提出開除的問題。因為他是完全的消取主義,已不成其為黨內派別。至於報告中說黨內對獨秀有相當的調和傾向,此事尤其令人不能不十分注意到右傾危險。國際等你們的電信。

  (三)國際反右傾的問題,反布哈林的問題[7],據說你們尚未討論,這是太遲緩了。既然有了報告(英人說報告過了),有了我這裡前後好幾封信,中央政治局必須有討論及決議,必須在全國黨部之內實行廣大的宣傳。此事,國際方面也等你們的電信。

  再,邵力子的兒子邵子剛即日回國,他是黨員,且為有用的人材,然而現在他可以利用做半公開的雜誌刊物編輯的工作(如以前潘漢年[8]等類的出版工作)。只須黨介紹他給相當的黨外同情的出版團體,如創造社[9]等類,至於黨內工作,可在視察之後。此人頗聰明,但驕傲而有知識階級習氣。餘後詳。

  秋白 十一月十四

  注釋

  [1]少年國際,即少共國際,又稱青年共產國際。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並選出少共國際執行委員會,作為領導機關。1921年執行委員會遷往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了少共國際。

  [2]獨秀的三封信,見本卷第692頁注⑥,獨秀即陳獨秀,見本卷第650頁注⑥。

  [3]國際,即共產國際。

  [4]原稿有數字不清。

  [5]托陳派,即當時稱托洛茨基陳獨秀派。

  [6]汪陳,指汪精衛、陳公博的國民黨改組派。

  [7]指從1929年1月起,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內和聯共(布)黨內所受的批判,並先後被撤銷《真理報》主編、共產國際執委委員和主席團委員、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

  [8]潘漢年(1906—1977),江蘇宜興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0年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共黨團書記。1931年任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長。1933年春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1934年參加長征。

  [9]創造社,1921年夏成立,由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田漢等主持。曾先後出版《創造季刊》、《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和《創造》叢書。1929年2月被國民黨政府查封。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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