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的結束語|瞿秋白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的結束語

　　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的結束語(1)（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我上次的報告[1]是從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談起的，而現在我的結束語則要從亞細亞恐怖的問題談起。在中國革命失敗以後，囂張一時的白色恐怖應當使我們得到教益。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國家有過中國這樣殘酷的恐怖，這樣殘酷的專政。然而，我們討論殖民地問題的時候，卻很少注意中國革命的教訓。因此，我的發言要分三部分講：1．關於中國革命的教訓；2．中國代表團委託我發表一項簡短聲明；3．我想談一下關於殖民地問題中的幾個共同點。

　　一位日本同志在討論殖民地問題時指出，我們在支持殖民地起義、支持殖民地的反帝革命戰爭的時候，應該重視創建軍隊的工作，重視對士兵的工作，重視創建反帝軍隊的工作。我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向中國提出來了。如果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群眾反對軍閥混戰的運動，那怎麼能夠創建軍隊呢？以前，北伐是完成革命任務，我們共產黨人就支持它，而現在，蔣介石同張作霖[2]以及其他軍閥之間火並，釀成了民不聊生的戰爭，有助於鞏固帝國主義統治的戰爭。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因為我們應該確定對待這種戰爭的態度。我們的態度是：向農民隊伍和遊擊隊做工作，領導廣大士兵同他們的官佐和將領作鬥爭。這樣，我們就可能實實在在地創建哪怕是小股的紅軍隊伍。這樣的隊伍現在已在我們中國南方活動。「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應該是我們的主要宣傳口號。

　　另一位同志在這裡指出，我們過分忽視中國黨在組織方面的缺點。我認為，有些具體條件對我們影響較大。由於我已作了書面報告，而且我還有一本題為《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3]的小冊子（這些材料尚未譯為外文），所以我的口頭報告就不多涉及這個問題。現在我想作一點補充。首先，我們知道，我們曾經有過機會主義這個政治派別，後來又有過盲動主義。但是，應當指出，我們黨在組織上的缺點就在於：我們過去對待群眾的態度是一種比小資產階級還要壞的態度。我們過去是一種國民黨豪紳的態度。當我們黨內機會主義猖獗的時候，我們下命令不准罷工，我們下命令讓工人糾察隊解除武裝，我們命令工人不許驚擾汪精衛[4]而去和他求得妥協。而在盲動主義時期，我們又是這樣的態度：我們一味要罷工，擺出一副拼命蠻幹搞革命的姿態，認為每天都可以發動罷工和起義，我們到處發指示，要求發動起義和宣佈罷工。我們把這種對待群眾的態度叫做「衙門式」的態度。這種對待工人階級的態度使黨脫離了群眾。因此，我們現在看到，雖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有所增長，但在組織上脫離了群眾。這就是主要缺點。至於說到中國共產黨的成份，我們的農民占百分比最大，這是事實。現在，我們有十萬多黨員（武漢時期我們有五萬七千名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認為我們應該拒絕吸收農民入黨。相反，我們應該注意，要盡可能擴大群眾性的農民組織，當然，我們也應該同時擴大工人組織並吸收工人入黨。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成份。現在，我們常常出現這種現象：如果一個村或一個縣的地方起義取得勝利，就立即組織蘇維埃，所有蘇維埃的成員就立即集體入黨。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那裡有這種說法：既然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意味著黨的專政，意味著省委、縣委和書記的專政。因此，我們盛行著一種口號，叫做「一切政權歸書記」，一切政權歸黨。我們在多數情況下是蘇維埃的形式與黨等同，黨和蘇維埃混淆不分。我們的工會是這個情況，農會也是這個情況。如果非党農民革命分子能夠真正吸收到農民組織和蘇維埃中來，那就表明我們党的幹部、我們党的組織具有更強的組織能力。這就是我所能指出的主要缺點。我認為這並不多餘，這對其他党也是有益的，因為我們相信，其他党黨內也常有過分集權的現象。黨內如果有這種現象存在，取代群眾組織的傾向就會特別盛行。

　　但是，當然不能說我們一切都不好，不能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有過孫中山主義[5]，現在又有托洛茨基主義[6]，不能說中國簡直就沒有一絲一毫的布爾什維主義（佩佩爾[7]同志語）。我們的工人和農民組織遭到重大損失，這完全是事實。我們損失了成千上萬的同志。不過，我們在數量上的損失雖然很大，然而我們在質量上卻鍛煉了党，鍛煉成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黨。應當承認，武漢事變[8]以後，中國黨畢竟找到了新的道路。這不容否認。就是在武漢事變以前，我們黨也是採取了同孫中山主義分庭抗禮、針鋒相對的態度，在發動千百萬群眾（農會會員有一千萬人，工會會員有二百八十萬人）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尤其不能令人信服的是，說什麼我們擺脫了孫中山主義之後，又馬上轉而陷入托洛茨基主義。這是誹謗。如果要吸取中國革命的教訓，我向大家重提一下列寧的話。列寧說：

　　革命使無產階級學會了群眾鬥爭。革命證明了它可以引導農民群眾去爭取民主。革命淘汰掉小資產階級分子，使純粹無產階級的政黨團結得更加緊密。反革命使得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再企圖向極端害怕群眾鬥爭的自由派去尋找領袖和同盟者。憑藉這些事件的教訓，我們就可以大膽地向這個黑幫地主政府說：斯托雷平[9]先生們，就照這個勁頭幹下去吧，我們將收穫你們播種下的果實。

　　列寧這段話是針對俄國革命說的，也可用於中國革命。我受中國代表團委託要作如下聲明：佩佩爾硬說中國黨內過去是孫中山主義，現在是托洛茨基主義，這純粹是誹謗。如果我們談論一下托洛茨基主義問題，如果佩佩爾也甚至聲稱，我們在武漢政變以後，又陷入不斷革命論而犯了錯誤，那麼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我們是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論發動廣州起義[10]的嗎？其實，托洛茨基認為，廣州起義是十足的冒險，是地道的盲動，雖然他又說明，這個盲動，這個冒險，照他的說法又是「行將到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佩佩爾同志認為，我們在廣州是按照不斷革命論行動的，那麼，他自己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了。佩佩爾責備我們不重視反帝運動。的確，中國黨在前一時期組織工作不力，而且沒能充分重視發展和領導群眾性的反帝運動。但是，如果像佩佩爾這樣提問題，我們似乎土地革命搞得過多了，而應該多加關心反帝運動。

　　什麼是反帝運動？這就是抵制，遊行，集會，乃至罷工。我們在香港組織了持續近兩年的罷工[11]，我們組織了許多遊行示威等等活動。但是，我們這樣做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後我們僅僅用這些方式鬥爭下去，我們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土地革命的口號下把億萬農民群眾發動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推翻帝國主義。不能把土地革命同反帝革命對立起來。佩佩爾同志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話。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特點，就在於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和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它的主要內容是土地革命，土地變革。但是，佩佩爾同志沒有再往下引述。然而，斯大林同志多次說過，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和爭取土地的鬥爭是不可分割的。佩佩爾同志不願意說這一點。這和他建議在共產國際提綱中寫上中國或東方只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殘餘，也就是說，沒有封建主義的論調，如出一轍。

　　佩佩爾倒是應該堅定不移地效法普列漢諾夫[12]。普列漢諾夫在反對俄國土地國有化時說過，俄國的土地關係頗類似古代中國，就是說土地早已國有化了，何必還要再搞土地國有化？他甚至援引我國王安石（宋朝宰相，力主變法）[13]的例子。因此，佩佩爾早就應該公開反對土地國有化，反對中國的土地革命。現在，他把土地革命同反帝運動對立起來了。他接著又說，中國出現了不斷革命。

　　這個術語的意思是什麼？難道廣州起義時，我們提議沒收一些工廠企業，這就可以叫做不斷革命嗎？難道這已經是社會主義了嗎？如果佩佩爾是這種看法，那他的觀點當然就和托洛茨基觀點一致了。托洛茨基恰恰就在責備我們，說我們宣佈國民黨各派不受法律保護之後又搞了盲動。托洛茨基寫道，如果宣佈整個國民黨和國民黨各派不受法律保護，那麼，這已經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了。如果可以這樣理解佩佩爾，那他自己就應該承認，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佩佩爾引用布哈林[14]同志的話，說布哈林讚揚了他。但是，他不想去引用布哈林的另一段話。這段話說：

　　不能說：要麼實行武裝起義，要麼做工會工作和反對盲動主義。

　　而要這樣做，就要同一切否定起義口號的人以及稍稍傾向於否定起義口號的人作最堅決的鬥爭。

　　再往下聽：

　　佩佩爾同志的認識錯誤在哪裡？這些錯誤是：1．他沒有弄清楚（按照他的說法）農民運動的規模（確切地說，是農民鬥爭在反帝革命中的作用）；2．他企圖在政府的政權方面提出人為的口號作為最低綱領。

　　照佩佩爾同志自己的話說，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選舉農村的地方自治」之類，而照布哈林的說法，就是「可以解釋為取消蘇維埃口號」。

　　大家看，佩佩爾是何等徹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徹底」，因為托洛茨基還認為中國現在正是反革命時期，他說「中國革命現在趨向於低落」，說現在中國「革命」呈現「退潮」等等，但是，他並不想得出關於立憲的結論。和托洛茨基相比，佩佩爾別具一格。佩佩爾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既然中國土地革命一無成就，那麼就搞『憲政』吧，就選舉農民的民主自治吧。」

　　這就是中國代表團委託我在這裡作的聲明。

　　我們應該把中國革命以及包括中國、印度等國在內的一般殖民地革命，看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是說，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任務，主要是推翻半封建土地關係的任務，迄今尚未完成。

　　這個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通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才能進行到底。

　　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我們看到，當殖民地革命接近關鍵時刻時，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一個問題，或者是地主和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絕不可能有什麼憲政的道路，有什麼農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話：對！）

　　在中國農村，地主和農民正在進行著生死搏鬥。在這個時候怎麼可能實行有豪紳在內的自治呢？這怎麼可能呢？

　　在討論殖民地問題時，我們應當盡可能深入地研究中國革命的教訓。這裡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和農民各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如果醉心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對派立場，醉心於所謂反帝運動，而不是去革命、去鬥爭，那麼，我們當然就不能和農民建立起應有的關係。

　　如果現在佩佩爾要把我們曾經吃過苦頭的那種觀點強加給我們，那麼，這就意味著佩佩爾意欲頑固堅持我們過去過高估價民族資產階級的錯誤。這就意味著，佩佩爾不顧中國革命的教訓，還要重複那些使我們遭到失敗的錯誤。這就是主要問題。

　　因此，我們應該來研究一下工業化、非殖民化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為了肯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它的反對派立場或叛賣性。為了這個策略結論，我們有必要作一分析。如果我們從亞當和夏娃[15]的故事談起，說英國當時有過這種工業化，那麼現在中國和印度也要用這種工業化方法，那就是說沒有任何帝國主義了。那麼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就根本不存在了。帝國主義侵入殖民地有重大作用。帝國主義擴大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增強了商品周轉。但是，應當知道，商業資本在殖民地的發展不可能走與歐洲相同的道路。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革命和戰爭本身是最高危機的表現。中國內戰和世界大戰在這方面都要起重要作用，起著上次世界大戰所曾起過的作用。歐戰期間，由於商業資本的影響，由於帝國主義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印度和中國的工業有所增長。但是戰後，帝國主義變本加厲地壓榨中國和印度，農業危機愈演愈烈，這些國家的貧困現象有增無已。我國持續十多年的軍閥戰爭也助長了這種情況的發展。即便我們在上海建立一兩個新工廠，而與此同時內戰頻仍，幾百萬人死亡，商業蕭條，鐵路破壞，這樣一種境況又有什麼國家工業化可言呢？因此，中國久經戰亂和革命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非民族化」。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經不起國家競爭，拋棄了工廠，蛻變為買辦。我國同志們可以舉出數不勝數的這種獨特的非民族化的例子。另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去從事極其特殊的投機生意，一種政治上的高利貸。他們向一些省政府提供大筆貸款，因為搞工業得不到利潤。再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轉向農村，即在沒有發生起義的地方購置土地，因而，既加強了民族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依從關係，又加強了對帝國主義的依從關係，從而加強了封建的剝削方式。比如，上海一些工廠主，把自己的工廠賣給外國人。國貨在中國很有信譽，但實際上那已經不是國貨了。這些工廠雖然有中國工廠的招牌，但廠子已經不是中國的了，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成了外國工廠的管理人員。如果日本人、美國人買了中國絲織企業，能說這就是工業化嗎？不是。美國人買了許多中國小工廠，但是這些企業沒有發展。近來上海市場上出現了美國人造絲。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的背叛乃是歷史的必然。革命和內戰總要（即令是暫時地）破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於是，力量單薄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同更強大而穩定的資本、同外國帝國主義攜起手來。提綱[16]指出了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局限性，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首先必須證明，是什麼經濟原因（比如戰後中國和印度有哪些工業部門的發展）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可能有某些革命性。

　　現在開始了另一時期，這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分化瓦解的時期，它不可避免地轉向叛變的時期。中國資產階級已經背叛了民族革命。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完全占了統治地位，這是不對的，因為它十分軟弱，甚至在它幹反革命勾當的時候，也要依靠豪紳以及一切地痞流氓的支持，而且主要的是它在帝國主義分子的指揮下才能有所舉動。這一點特別重要。

　　現在我們有一個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據今天報載，蔣介石政府對各個軍閥一籌莫展。馮玉祥[17]拒不參加中央全會，也就是不同意妥協，那麼蔣介石就只好向他妥協，向地主豪紳妥協。這種所謂資產階級領導權，打個比方說，不過是怕老婆的丈夫而已。據此看來，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有名無實。據我們的消息，中國資產階級不久前召開了會議，並向國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但是主要的一條要求是關於清還軍閥的欠款問題。沒有提任何民族方面要求，沒有認真議論關稅自主和統一問題，即令談到這些問題，也是裝潢門面。這就一針見血地表明瞭資產階級的主要目的。資產階級想以此強調指出，如果政府打算取得國外信貸，它就應該首先表明具有清還內債的能力，即能夠清還國內的債務。資產階級引證蘇俄因不清償債務而得不到信貸的先例。如果南京政府和其他政府打算取得美國的貸款，那它們就應該首先償付各軍閥欠中國銀行界的巨額款項。這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及其反對派立場的代價。

　　這種情況，不僅是中國的、而且也是印度的特點。各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都是照此辦理的。當群眾發動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想從帝國主義那裡撈點油水，但是，當群眾大踏步前進的時候，它由於利益所系一定會轉向帝國主義方面，以求得到它們的支持。即使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要求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那也不會比社會民主黨[18]對歐洲資產階級提出的要求更高些。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向帝國主義者和地主們要挾：如果你們不作出讓步，不減少駐軍，不讓我們從海關收入中得到實惠，我們就無法對付布爾什維克，我們就無法鎮壓起義，起義的工農就會讓我們同你們一齊完蛋。

　　難道這就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嗎？它只有反革命作用。印度資產階級甚至在反對憲政的運動中，也是這樣做的。

　　民族改良主義的根源，在於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民族改良主義還有變成民族法西斯主義的趨勢。民族法西斯主義表現在，以民族的名義鎮壓一切最起碼的階級鬥爭。我們不僅應當反對民族法西斯主義，而且還要注意它的另一方面。民族改良主義一貫標榜它主張改良，主張改善中國和各殖民地的國際地位等等。它想以此來蒙蔽小資產階級群眾，利用他們為其私利服務，使他們不至於去參加革命。因此，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對待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我們有可能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去進行反帝鬥爭，有可能引導他們採取一般遊行集會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他們可以像蔣介石、李濟深[19]一樣同我們一道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之類口號。我們應該毫無條件地在這個運動中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然而，我們不能愚蠢到只局限于發動貧農群眾和城市貧民去參加遊行。我們應該由這種初級的行動起步，發動他們參加更重要的活動。我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這裡。因此，如果認為我們的任務僅僅限於組織遊行集會等活動，那麼，我們當然就能永遠保持同小資產階級的鞏固聯盟。但是，由於我們同小資產階級實行聯盟，特別是當農民起來參加土地改革和參加起義的時候，我們可能要受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準備同由此產生的危險作鬥爭。共產黨應該是獨立自主的組織，有獨立的路線，它不僅有批評民族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自由，而且還有批評小資產階級空想、小資產階級政黨空想的自由。這是十分具體的東西。東方國家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極其強大，我們還應該注意同所謂「東方」思想，即甘地主義[20]、孔孟學說、中庸之道、勿抗惡之類思想作鬥爭。這些東西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作用不小，有時甚至對工人群眾產生很大影響。反對小資產階級空想的鬥爭應該是我們各殖民地的頭等任務。反對民族改良主義是我們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實行領導的前提。我們應該通過反對小資產階級空想的鬥爭不斷前進。否則，我們還會像幾年前中國大革命[21]之前那樣徘徊不前。

　　我認為，我們應得出以下結論。1．當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我們應該抵制它的影響，並使其無法影響群眾，而當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參預政權的時候，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推翻這個政權。絕不能支持這個資產階級！2．共產黨人應有獨立自主的組織，應有獨自的路線，有抗衡小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路線。「憲政」思想，同民族改良主義合作的思想，是不能允許的。3．代表大會應提請共產國際各黨真正支持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起義。這種支持不能僅僅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22]式的支持，不能僅僅有反對白色恐怖的願望。我們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來描述中國的恐怖，而且也沒有必要。應加強當前的工作，研究每個國家的問題，研究太平洋地區的問題，研究如何幫助各年青的黨的問題，研究如何協調東方和西方之間的行動問題和如何協調我們的工作，以便使歐洲的無產階級在支持殖民地反帝起義的同時，也進行反對民族改良主義者的鬥爭，進行反對民族法西斯資產階級的鬥爭。

　　應當肯定地說，西方的革命工人是反對國民黨的，中國工人和農民願意聽到這一點。但現在對此感受並不深。難道國民黨的恐怖亞於法西斯的恐怖、亞于林奇審訊黑人、亞于對薩柯和樊塞蒂的迫害？必須揭露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法西斯的本質。

　　我仍然認為，如果承認殖民地是世界的農村，那民族革命問題就易於理解了。如果認為，就整體說，一切殖民地都是農業國家和農民國家，那我們就應該知道，整個國際就要有一套對待殖民地農民的策略，而且僅僅從這一觀點出發，就可以制訂出東方革命運動的當前策略。

　　當然，我們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對民族改良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反對民族解放事業，我們走向了另一極端，否定民族鬥爭，即否定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不是的。恰恰現在就應該宣佈，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以及一般勞動群眾才是殖民地民族革命思想的代表者。因此，我們將支持旨在反對與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運動和起義，支持旨在反對本國統治階級和地主豪紳之流的運動和起義。我認為，這樣提出問題才是唯一正確的提法。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綱領就在於：第一，要堅持民族和語言平等，在這方面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還要堅持民族自決權）；第二，如同列寧所說的，要堅持國際主義的原則，要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來反對無產階級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

　　認為沒有殖民地和歐洲那些弱小民族的起義，沒有部分小資產階級帶著其全部偏見而爆發的革命，沒有不覺悟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反對地主、教會、專制、民族等等的壓迫，社會革命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想法，就意味著放棄社會革命……只有持這種腐儒的可笑觀點，才會把愛爾蘭起義[23]斥之為「盲動」。希冀「純」社會革命的人，是永遠等不到這場革命的。那樣的口頭革命派是不理解現實的革命的。

　　我認為，馬克思在很久以前抱有這樣的理想，他曾指出：「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於能夠發生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若是果真能這樣，那就太好了……」，如果這曾是馬克思的理想，那麼我要說，現在這個理想已變成現實了。現在我們在中國、敘利亞、摩洛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印度以及在一切東方國家看到的，就是「德國農民戰爭的再版」。現在有這種戰爭，將來還會有這種戰爭。而當出現這個「再版」時，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葉公好龍。這就是馬克思對待農民戰爭的態度。我認為，他的話提出了國際無產階級應該如何對待中國革命，應該如何對待一般殖民地起義。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已表明它對廣州起義、對中國革命的態度。請允許我引用下述的評語結束我的發言。

　　廣州起義已作為中國工人無與倫比的英雄主義的楷模深入到勞動人民心中。讓以堅定不移的和久經考驗的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有國際無產階級支持的、有最廣泛的工農群眾參加的未來的起義，成為戰無不勝的中國的十月革命吧。

　　獨立的統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萬歲！

　　被壓迫各民族的戰無不勝的起義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掌聲）

　　錄自《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

　　[1]即本卷第22頁《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補充報告》一文。

　　[2]張作霖，見本卷第15頁注④。

　　[3]《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收入本文集第四卷。

　　[4]汪精衛，見本卷第21頁注⑤。

　　[5]孫中山主義，參見本卷第81頁注33、35。

　　[6]托洛茨基主義，參見本卷第60頁注18。

　　[7]佩佩爾（J.Popper，1886—1937），真名波加尼（Jozsef Pogany），匈牙利人，後移住蘇聯。1922年赴美國，成為美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曾代表美國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會。歷任共產國際書記處候補書記、政治委員會委員。他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一些錯誤觀點在共產國際「六大」受到批評。

　　[8]武漢事變，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衛發動的「分共」事件。

　　[9]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1911），沙皇政府的首相兼內務大臣。在任內奉行「先安內後改革」的方針，利用憲兵、警察、特務和討伐隊，大肆屠殺工農群眾。史稱「斯托雷平反動時期」。

　　[10]廣州起義，見本卷第21頁注⑩。

　　[11]指1924年6月開始舉行的省港大罷工，見本卷第63頁注24。

　　[12]普列漢諾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後成為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首腦。著有《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論藝術》（又名《沒有地址的信》）等。

　　[1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神宗時任宰相，積極變法，推行新政。

　　[14]布哈林，見本卷第10頁注①。

　　[15]亞當和夏娃，《聖經》故事中人類的始祖。

　　[16]指庫西寧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報告提綱，1928年9月1日共產國際「六大」第四十六次會議上通過。

　　[17]馮玉祥，見本卷第15頁注⑤。

　　[18]社會民主黨，見本卷第15頁注11。

　　[19]李濟深，見本卷第11頁注⑩。

　　[20]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運動領袖。提倡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運動，被稱為甘地主義。

　　[21]中國大革命，即1925年到1927年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

　　[22]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即國際赤色濟難會，1923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主要任務是救濟各國受迫害的革命活動家。

　　[23]愛爾蘭1641、1798和1916年曾發生三次大規模的民族起義，反抗英國殖民統治。1641年10月23日爆發的愛爾蘭民族起義，長達7年之久，許多天主教大貴族也參加了，並成立了統治愛爾蘭的最高會議。1649年克倫威爾親自率軍鎮壓。

　　(1)這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六大」第三十九次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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