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形勢和中國革命形勢|瞿秋白

國際形勢和中國革命形勢

　　國際形勢和中國革命形勢(1)（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因為綱領和殖民地問題還要專門討論，我今天只對總提綱簡要地提點意見。先談國際性問題，再談中國問題，因為在這個領域內有一系列重要的策略問題。

　　同志們知道，中國人一般都有點「民族局限性」的缺點，雖然中國共產黨內有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但是，我們的知識十分貧乏，尤其是在國際問題上。因此，我只是提出一些國際問題。我對其中許多問題不甚了然，但是，仍想談談布哈林[1]同志在提綱中提到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總的形勢。現在總的形勢的特點是資本主義穩定和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矛盾日益增長。我們面臨著戰爭危機、反蘇戰爭的危機以及干涉中國革命的危機。

　　共產國際的總任務就是防止戰爭、保衛蘇聯和保衛中國革命。可能這三項任務就是所謂第三時期[2]的特點。但是，我認為，這裡我們還有一個空白，就是在經濟分析方面，當談工業生產力的增長、技術的改善等等情況時，只是輕描淡寫地談了一下新的經濟形勢對農業、對億萬農民現狀的影響。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夠清楚的。

　　農民的作用，不論在東方和殖民地國家，還是在歐洲國家，對將來的戰爭都是舉足輕重的，一般說，不會亞于農民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所曾起過的作用。這個問題同共產國際的整個策略問題，即同無產階級對待農民的策略問題有關。許多同志，特別是羅馬尼亞、波斯[3]、保加利亞等代表團的代表們已經提及這一點。我同意這些同志的意見，而且建議在提綱中更確切、更清楚地闡述這個問題。

　　至於殖民地問題，這個問題是相當清楚的。現在，殖民地農民廣泛赤貧化，許多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農民起義頻仍，歐洲各國國家資本主義方興未艾，這種有組織的資本，必將變本加厲地剝削本國的、特別是殖民地的農民。如果戰爭就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的鬥爭，那麼殖民地和許多東方國家，即所謂農業國，恰恰就是原料產地。由於殖民地國家中的土地逐步兼併到地主和高利貸者手中，農民乃喪失土地，東方各國的土地問題就更加尖銳了。我們親眼看到，印度和中國的土地問題是個中心課題，是目前時期革命的主要內容。如果發生戰爭，尤其是太平洋發生戰爭，那麼中國和印度的農民就一定會表達自己的要求。

　　現在我談提綱的第三點。這裡對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作了精采的分析。我認為，似乎應該更詳細地分析所謂太平洋問題。現在大家都認為，或者說，最低限度傾向於這種看法，一旦戰爭發生，遠東將會起到第一次大戰期間（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巴爾幹各國同樣的作用。太平洋問題涉及到中國、日本、美國、英國和印度。這裡是世界矛盾的總匯。由於日本干涉濟南[4]，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雖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戰爭尚未發生，但是，日本、英國，現在又是美國（美國支持蔣介石）所操縱的中國軍閥間的混戰已在進行。我認為，這就是應該詳細剖析的太平洋矛盾的問題和課題，因為中國和日本的党還很年青，不具備國際經驗，還不能獨自剖析具有這樣重大國際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具有世界意義，它不僅對殖民地、而且對歐洲和美國都是至關重要的。美國是當今世界霸主，它將在太平洋戰爭中起主要作用。

　　中國自第五次代表大會以來，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次全會期間，未曾收到有關國際問題的任何決議。我們只收到最近一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5]，而那也已是會後兩個月才收到的。我們代表團在討論布哈林同志的提綱時，對於其中提到法國黨內對第九次全會關於法國問題的決議持有某些反對意見這一點，我們不瞭解內情。在這裡，我們發現一些過去從未能找到的資料。這樣我們才碰到了直接涉及中國的遠東問題或太平洋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在大會上提出來，還需要通過書籍或小冊子廣為傳播。如果不能在大會上提出，那麼今後執委會就應當向所有與太平洋問題和印度問題有關的國家發出指示。

　　既然我們在提綱中得不到有關農業、殖民地和太平洋問題的明確答案，那麼，所謂第三時期和第二時期[6]似乎就區別甚微了。（有人插話：對！）不錯，提綱中提到了戰爭，提到了保衛革命，並且還有一個特殊問題——保衛蘇聯。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沒有提出這些問題，因為當時許多帝國主義國家承認蘇聯。只有在中國革命蓬勃發展、開始威脅英國之後，英國才和蘇聯斷絕了外交關係[7]。而這是不久前，就是去年發生的事情。我認為，提綱中還是應該提出第三時期，但是，要更詳盡、更準確地指出，列強何以在現在認真準備反蘇戰爭，而不在我們召開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等等。這些問題應當有比較明確的闡述。這對於那些缺乏國際知識和國際經驗的各黨尤為必要。

　　現在我再談中國問題。中國革命遭到了嚴重失敗。姑且不談我們領導上的機會主義錯誤，我只是要說，這次失敗的客觀原因之一是帝國主義的強大。帝國主義者過去是、現在也是我國國內反革命力量的實際組織者。一九二七年初，中國革命戰爭高潮時期，沒有得到西方（如德、英等國）無產階級的強大革命運動的配合。印尼和印度也未發生殖民地起義。即使當時發生這種情況，其規模也不足以造成對我們的聲援，就更不必說當時我們的革命是上升的形勢，而英國總罷工[8]已是失敗的局面了。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向我們每個兄弟黨提出這樣一項任務，即在第三時期，可能發生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時期，西方和東方要協調一致地共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其次，必須指出，由於階級力量經歷了重大改組，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現在更加增強了。我們多次談到的廣州起義，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是它徹底打消了對國民黨的一切幻想，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即蘇維埃革命的新時代。廣州起義以後，中國革命拋棄了任何右的和左的國民黨的旗幟，現在正在並永遠在蘇維埃的旗幟下前進。

　　我們知道，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對於中國革命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城市的工人運動呈現出消沉情緒，當然，目前它已不像城市工人運動遭到殘酷鎮壓的恐怖時期那樣突出地令人感覺出來。但是，農民自一九二七年秋開始到現在，從沒有停止過地方性的起義。他們建立的區、鄉蘇維埃有一百三十個。其中許多遭到反動派破壞，但是也有一些保存下來，或又重新建立起來。保存下來的蘇維埃，驅逐了本地的地主豪紳之流。於是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無產階級的城市起義（如廣州起義）不能取勝，如果勝利又得不到鞏固，那麼中國革命能否（哪怕是在幾個省內）勝利？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否。因此就要求我們加緊做好工會的群眾工作，以使工人運動恢復元氣，以使中國工人階級能夠真正領導農民。關於我們的錯誤，現在我想講幾點看法。我們不去計較別人要對我們的錯誤承擔什麼責任，我們也不想文過飾非。對我們至關緊要的是，應該弄清楚我們的錯誤究竟在哪裡。問題就在於，在武漢時期，我們對待農民的策略，以及我們與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完全是非布爾什維克的。這就是我們的主要錯誤。（有人插話：對！）如果過去我們說過，甚至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也是必要的，那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自己要變成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時期，本來是聯合小資產階級，我們自己在政治上卻變成了小資產階級。再者，也不能說，既然我們應當和全體農民建立聯盟，或更準確地說，和農民的大多數，即貧農和中農建立聯盟，那麼我們就應該變成農民。我們曾經有過，或許直到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同志，他們認為，既然農民群眾要求平分土地，那麼我們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就應當同意這種綱領。他們真以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我認為，我們的任務在於，要以過去的錯誤為鑒戒，端正我們的布爾什維克路線。要貫徹這條路線，我們就得有獨立的階級立場。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才能領導中國農民。誰都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已成了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階級，完全投向了反革命陣營，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依然是革命的動力。革命鬥爭的矛頭不僅是指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且要指向中國資產階級，因為不同「本國的」資產階級作鬥爭，不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打倒一切軍閥，不完成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解放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應該力爭在城市中建立立腳點，爭取群眾，為新的高潮做好準備，因為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任何途徑都不能解決土地問題。現在我不能詳談這個問題，我只是要說，目前中國反動政權保持「穩定」是可能的，其他一切情況也都是可能的，但是，要想使中國資產階級（即使有美國資本的幫助）完成中國的土地改革，這是絕對辦不到的，這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國的形勢是，赤貧化在加緊發展。在南方，各地農民起義屢有發生，有的地方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農會。在北方，運動具有原始的、半宗教的農民戰爭形式（北方農民起事，多數被富農、甚至小地主操縱，他們暫時也反對軍閥）。農民問題，就談這些。士兵問題不可忽視。士兵也就是破產的農民，他們既不能到工廠做工，又找不到別的工作。就是這些農民和士兵——汪洋大海般的群眾，現在每天都在威脅著土豪劣紳，使他們丟魂喪魄。只有徹底消滅農民和士兵，才可言消滅革命。但是，當他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挺身起義的時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擋得住如此廣大群眾的。顯然，由於中國的這種形勢，軍閥混戰必將持續下去，必將成為形形色色帝國主義國家政策的產物。但是，如果有國際背景的軍閥混戰繼續打下去，如果中國資產階級和軍閥齊心協力仍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即使是用改良方法去解決農民問題，那麼這一切還不意味著目前的中國革命已然勝利在望。不，我們的敵人十分強大，他們雖然彼此火並，但同時又組成統一戰線鎮壓我們，他們用白色恐怖，用你們西方同志聞所未聞的白色恐怖扼殺我們的運動。我們這裡還在奢談法西斯主義是何許物，工會官僚和國家官僚的結合又是何許物，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所有這一切我們太熟悉了。中國之所謂工會，本來就是遵奉國民黨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類的旨意建立的。它們幹的是白色恐怖勾當，而我們所知道的意大利做的那些「小事」，它們是決不幹的。它們在殺人，它們在殺工人，在廣州三天之內就殺了五千七百名工人。他們不是一般的殺人，而是施展亞細亞式的殘暴手段。我無法用俄語來表達這種恐怖，因為對應的漢語詞是難以翻譯的。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我們必須工作。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準備新的高潮，因為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經出現了某些徵兆。因此，我認為，布哈林同志在提綱中對於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評價，是正確的。我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的總路線就是爭取群眾。這個任務也就是為今後必將出現的新高潮，即為準備武裝起義做好準備。在新高潮必將到來的情況下，我們黨和中國無產階級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黨在必要時機做好起義準備，因為只有採取武裝鬥爭手段，才能打倒整個國民黨敗類。不能用其他方法來完成和解決中國革命任務。我認為，提綱應當明確規定我們的任務，若是籠統地談工農的群眾工作問題，那這個任務對一切時代、對一切黨都是適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最近一次全會曾指出，現在必須明確規定我們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必須強調指出，現在，在兩個革命浪潮之間的時期內，黨的總路線就是爭取群眾。黨的責無旁貸的、刻不容緩的總任務，就是在全國範圍內，或者起碼在較大範圍內，準備必勝的、有組織的武裝起義。

　　因此，在工人、農民和工會中間做群眾工作、鞏固黨等等，乃是頭等重要任務。只有那時我們才能看清形勢。

　　最後，我談談傾向問題。有人認為，如果說西方各國存在著右傾危險，那麼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就有「左」傾盲動主義的危險。不錯，在中國確實存在著很大的盲動主義危險。大家可以看到，倍受壓迫和貧困破產的廣大群眾，往往走投無路，鋌而走險。我們黨應當堅持布爾什維克路線，領導他們，組織他們，而不是跟在他們後面跑。但是，在濟南事件以後，當城市反帝運動開始有些活躍，小資產階級群眾趨向「左」傾的時候，我們又開始發生新的右傾——機會主義重新抬頭。闡述這個問題的文件，是我們在聽過布哈林同志報告之後收到的。我們的文件指出，近來在六月底，有些同志認為，現在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應該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口號，應該要求國民黨恢復民眾運動。還不止於此，而且居然還通過黨的組織作出了這樣的決議。何謂恢復民眾運動，大家昨天可能看到了《真理報》的報道，目前，上海的銀行家和資本家，要求「恢復」或「重建」（兩詞漢語含義相同）民眾運動。這是什麼意思呢？大家知道，當國民黨還革命的時候，它設有工人部、農民部和婦女部、民眾運動委員會、示威遊行籌備委員會等形形色色的組織。現在，這些東西早已無影無蹤了。廣州起義以後，各種力量兩極分化，國民黨乃明令禁止「民眾運動」，取締了上述各部，而現在資本家、銀行家和「第三黨」[9]，卻要求國民黨恢復民眾運動。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擔心，正在興起的工農革命將要推翻他們，需要下點功夫美化和粉飾國民黨制度，為其恐怖政策開脫罪責。「雖然我們搞反共的恐怖活動，但是你們不是看到我們開始組織工會了嗎？」正是應當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恢復民眾運動。可是，我們的同志卻要提這種在工農隊伍中產生幻想和造成混亂的口號。我們應當號召群眾起來爭取自由，而不是「號召」國民黨恢復它的「民眾運動」。至於國民會議，這個問題大家是很清楚的。即使我們依舊不提蘇維埃口號，難道能夠不提武裝起義問題，不提堅決戰勝國民黨和軍閥問題，反而提出召開國民會議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口號嗎？不管召開什麼名目的會議，現在一概不能提這個問題。召開這個會議的必然是軍閥，而參加這個會議的必然是一切殘渣敗類、各式各樣的「軍閥走狗」。一切軍閥代表人物，儘管他們完全可能同時是某某「工會」的代表，但是，他們一定是李濟深[10]、蔣介石或別的什麼人委派的。現在我們決不能提出召開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的口號。否則，就可能意味著否定和取消蘇維埃的口號。看來，我們也應該指出這些右的傾向。（有人插話：對！）

　　最後，我要說，我們指出新高潮的一些徵兆，指出它的必然到來，決不是聊以自慰，而是我們面臨著一場極其嚴重的鬥爭，我們的敵人是包括強大的美帝國主義在內的一切反革命力量。這不是笑談！必須指出，我們應該錘煉我們的黨，應該動員整個共產國際，以準備迎接遠東的革命高潮。

　　因此，我向大會呼籲，號召一切外國同志關注遠東問題，並盡可能改進我們之間——中國黨和其他黨之間的聯繫。這就是世界性的太平洋問題的重心之所在。今天我們在報上看到，英美正向滿洲滲透。我們知道，日美英之間的矛盾是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美國金融資本很可能企圖借助于日本染指滿洲、蒙古和華北。美日之間也可能爆發武裝衝突。總而言之，我們共產國際各黨對此應有充分準備。

　　錄自《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化名：斯特拉霍夫

　　注釋

　　[1]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ухарин，1888—1938），俄國政治家。十月革命後，歷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真理報》主編。1938年以叛國罪被處死，1987年平反。著有《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共產主義ABC》、《過渡時期的經濟》、《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等。

　　[2]第三時期，是共產國際對戰後世界形勢所提出的一種論斷，認為1917年至1923年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時期；1923年開始，為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第二時期；1929年起，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第三時期。

　　[3]波斯，今伊朗。古時稱波斯。

　　[4]1928年，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所謂第二期北伐，攻打奉系軍閥張作霖。日本以保護日僑為名出兵濟南，於5月3日向北伐軍發動進攻，蔣介石下令不准抵抗並令部隊撤出。日軍在濟南大肆屠殺，造成五三慘案，中國軍民死傷5000餘人。國民黨政府山東特派員蔡公時和17名外交人員，同遭殺害。至1929年2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達成山東撤兵協定後，日軍始撤出濟南。

　　[5]指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6]第二時期，見本篇注②。

　　[7]1927年5月26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佈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

　　[8]英國總罷工，指1926年5月4日爆發的英國礦工大罷工和由此引發的全國總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達600萬人，使英國全國經濟陷於癱瘓。工黨控制的工會總理事會，經與保守黨政府秘密談判，於5月14日強令全國工人停止罷工。但礦工仍堅持罷工至12月。

　　[9]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分子在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他們反對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同時也不贊成中國共產黨。汪精衛等不滿蔣介石獨攬權力，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形成了國民黨中的「改組派」。瞿秋白當時把鄧演達的「第三党」和汪精衛的「改組派」相提並論，都指為「第三黨」。參見本卷《論中國革命》一文。

　　[10]李濟深（1886—1959），早年曾任粵軍第一師參謀長、師長。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留守廣州，1927年參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活動。後與蔣介石發生矛盾，曾被囚禁。1933年聯合十九路軍在福建組織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戰爭爆發後，支持中國共產黨一致抗日的主張，聯絡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力量，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策。

　　(1)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後，瞿秋白留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出席了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是他（化名斯特拉霍夫）在大會第十二次會議上討論布哈林報告的發言。標題是編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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