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暴動的問題|瞿秋白

武裝暴動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農村的遊擊戰爭之前途

　　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顯然到了工農武裝暴動的時期，所以暴動的策略與一般鬥爭的方式，成了最緊迫嚴重的問題。中國革命在鬥爭方式與發展形式方面，有極可注意的特點。中國的統治政權，現在已經由舊軍閥買辦階級手中，大部分移轉到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豪紳資產階級在各地都經過國民黨而取得政權，力求鞏固其統治及其剝削制度，引起工農不斷的反抗。但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不能成為一個整個兒階級勢力，他們內部分裂衝突，而沒有組織成全國家中央集權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發展形勢。所以客觀上革命鬥爭的形勢，也就形成各省農民此起彼落，比較散亂而不相呼應的暴動。最近半年以來，廣東農民從四月就有武裝暴動，直到賀葉入粵；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政變[1]之後，就有長沙撲城的暴動[2]，武漢反動之後有鄂南、鄂西的暴動[3]，有醴陵、平江的暴動[4]；最近江蘇宜、錫、江陰、海門等處也有農民暴動[5]；直隸京東各縣以及山東范縣、陽穀，都有如此的暴動；此外，便是豫魯各省紅槍會、天門會[6]的武裝鬥爭，也帶著有農民暴動的性質，雖然他們的領導權往往落于豪紳小地主的手裡。這種情形，很顯然的表明中國農民普遍的武裝鬥爭的自發的發展。實際生活之中，自然創造出一種特殊的鬥爭策略，便是遊擊戰爭。這種戰爭是客觀形勢中必然發生的初期暴動的現象。湖北、湖南、廣東的許多次經驗之中，很明顯的證明：一、如果武裝鬥爭並非發自群眾，而僅僅某一武裝隊（正式軍隊也好，土匪也好，甚至於工軍農軍也好）的遊擊戰爭，與群眾脫離的武裝隊的遊擊，那麼，這種鬥爭始終是要失敗；二、如果遊擊戰爭是群眾的，但是，不能從遊擊戰爭進于更高形式的鬥爭——政治的鬥爭與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擴大，那麼，這種鬥爭也是不能勝利。因此，對於遊擊戰爭的鬥爭方式，應當有明確的認識：

　　第一，什麼是遊擊戰爭呢？列寧說：「現在的軍事技術，不是十九世紀中期時候的軍事技術了。用一大群人去抵抗炮隊用幾支手槍去守巷戰時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動（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巷戰策略』，這就是遊擊戰爭的策略，實行這種策略的組織，便是便於移動的很小的小隊伍：十人隊，三人隊，甚至二人隊。」列寧這裡所說的遊擊戰爭，是指城市中的巷戰而言。然而遊擊戰爭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了：當暴動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還很少的時候，對於軍事技術精良的敵人——反革命的大隊人馬，不用顯然力不相敵的武裝很不完備的甚至於徒手的群眾大隊，去硬沖硬打；而用分散細小的隊伍，使敵人防不勝防出其不意的去襲擊，——這就是遊擊戰爭，而非正式戰爭。現在中國農村中的暴動，客觀上正是形成這一種策略。農民暴動初起的時候，往往事實上只有小隊伍襲擊敵人軍隊（團防、民團等）；他們對於沒有武裝的豪紳地主以及武裝並不很大的敵人，固然仍舊是廣大群眾的鬥爭行動，可是，一般而論，農民暴動在未能形成較大的工農革命軍以前，在未能採取與反革命軍隊作正式戰爭的策略以前，他還是在遊擊戰爭的階段之中。

　　第二，遊擊戰爭應當是群眾鬥爭發動出來的。遊擊戰爭只是暴動的初期現象，而且只是暴動中武裝鬥爭方面的策略。並非農民暴動就等於遊擊戰爭；也並非暴動之中除遊擊戰爭以外，完全沒有其他方式的鬥爭。恰好相反。農民暴動的主要方式是群眾的鬥爭，而遊擊戰爭不過是這個總暴動中襲擊敵人的武裝鬥爭之一方面。整個農民暴動應當包括什麼？暴動不是幾個武裝隊襲擊敵人便算的；暴動不是群眾之外，另外有什麼第三者的武力來解放群眾的。現在中國各地農村中，所以發生如此之多的暴動，正是因為地主豪紳國民黨的壓迫和剝削，使農民不能忍受，而群起反抗，正是因為各縣各鄉地主豪紳的地方政權，受革命潮流的沖刷而動搖崩潰。因此中國農民群眾起來暴動，起來鬥爭。鬥爭的方式，開始可以是很平常的：農民不肯交租或交稅、交捐，不肯還債，尤其是鄉中苦力貧民窮困到極點而起來反抗，群眾的革命情緒普遍的高漲，他們拒絕收租收稅的豪紳走狗，他們殺戮這些豪紳走狗，他們群起圍攻地主，吃大戶，吃排家飯，他們焚毀債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們進而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富豪的財產。這些種種方式的革命鬥爭的爆發，甚至於有時客觀上以改良主義運動為導火線；例如要求減租不遂，要求減免錢糧不成，因而進一步的趨於暴動。——因為國民黨統治之下，政府和所謂黨部，往往想用這種改良政策來欺騙農民，但是事實上豪紳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做這些讓步，而且這些政策決不滿足農民的要求，國民黨及新舊軍閥，始終實際上是用強暴手段壓榨。總之，農民運動的這些鬥爭方式，是暴動發動群眾後必然的現象，有些鬥爭方式並且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的經驗，如吃大戶，哄堂等等。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引導農民進一步的做有組織的自覺的暴動：從吃大戶，抗租，抗稅等的群眾鬥爭進展起來，群眾感覺武裝鬥爭的必要，自然遊擊戰爭便要同時發生，自然群眾之中要求有遊擊戰爭的組織——有集中指揮的武裝隊之成立。遊擊戰爭只有在這種發動極廣大的群眾鬥爭之中，才能成為有力的武裝行動；農村中的遊擊戰爭是不能和農民群眾鬥爭的發動相離的。農村中群眾鬥爭的發動，同時也不能轉入武裝鬥爭而不從事於遊擊戰爭。

　　第三，遊擊戰爭至少應當是發動群眾鬥爭的。反動派如吳稚暉等，往往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殺人放火。是的，農民暴動之中是有許多殺人放火的事：被壓迫的反抗屠殺、反抗豪紳地主國民黨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殺殺人者的政策」；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殺戮豪紳地主的運動，是努力贊助而領導的。但是，工農的武裝暴動並不單是「殺人放火」；工農武裝暴動是工農群眾的鬥爭，是要積極建立工農的政權之鬥爭。所以，即使某地暴動的開始，並非群眾的直接鬥爭，而是少數的武裝革命党人或農民先動手殺戮豪紳、襲擊敵人武裝；那麼，這樣開始的鬥爭也應當立刻引起極大的群眾，發動群眾的鬥爭。單純的武裝隊的遊擊與群眾鬥爭不相混一的鬥爭，必然是軍事投機主義。所以即使客觀上有萬不得已而從武裝隊的遊擊開始暴動的事實，這種暴動也必須立刻發動群眾起來！

　　因為農民暴動的意義，是要用群眾之中生長出來的武力，推翻治者階級，而使群眾自己取得政權、取得土地，達到自己的要求。殺戮豪紳只是鬥爭的開始，只是肅清敵人勢力的一步；要樹立革命的群眾的勢力，便必須發動群眾自覺的鬥爭，使他們得到政權和土地。

　　第四，遊擊戰爭必須進於革命地域之建立。農民群眾鬥爭發動而開始遊擊戰爭之後，革命勢力必須要繼續的進取而又進取，決不能保守的，所以決不能停滯在遊擊戰爭的一階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蘇各省以前的農民暴動，正因為不能從遊擊戰爭更進一步，而未得著勝利。最近（十一月初）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便從遊擊戰爭，進一步而創立革命的地域。海陸豐的農民，在葉賀入粵以前便暴動起來，隨後葉賀雖然失敗，但是農民暴動卻從軍事行動（遊擊戰爭）進而至於群眾的鬥爭（尤其是海豐），由群眾的鬥爭而創造更大的武力，並且有葉挺殘部改編加入農軍，增多武裝的力量；於是他們努力發動陸豐、碣石、紫金等許多縣農民的鬥爭；而且他們的作戰，已經不須採取純粹遊擊式的策略。海陸豐農民暴動的發展，便是超過遊擊戰爭的鬥爭方式之範圍，而進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實例。

　　現在各地的農民暴動的鬥爭方式，必須確切的瞭解遊擊戰爭的意義，和明顯的樹立創造革命地域的目標。各省各區的農民暴動，將要運用這種鬥爭經驗之中鍛煉出來的策略，使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更加動搖削弱以至於各自推翻當地的反動政權；而使革命勢力匯合起來，創造盡可能的大範圍內工農政權勝利的局面。

　　（二）城市工人暴動的問題

　　農村中四處蜂起暴動的環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動便成了革命勝利的關鍵。革命勢力的發展，到了有幾縣，半省，甚至一、二省內工農暴動勝利前途的時候，城市自然要成為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

　　現在客觀的形勢，雖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漢口、天津等處，還沒有工人暴動的事實；然而一般的政治、經濟條件，正在準備著這種暴動的爆發。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漢口，尤其是廣州，工人的鬥爭劇烈起來，——廣州當然不是特殊的狀況，因為廣東農民暴動的發展，與工人本身鬥爭的劇烈，已經直接提出廣州暴動的問題。就是上海及其附近各縣手工工人的經濟鬥爭，也是日益增多。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方法解決這些鬥爭，客觀的經濟狀況，使他們只有更加殘酷的壓迫工人店員。主要的，只是工人階級的群眾如何組織起來，如何在日常經濟鬥爭之中團結起來，引導更多更廣大的群眾，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之意識。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城市暴動的嚴重意義，是在於城市中的暴動，必要使革命潮流，從自發的散亂的農村暴動，更進一步而搏擊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中心，使革命更進一步的到建立起來有組織的中心勢力。

　　列寧對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準備暴動的指示說：「暴動要能夠勝利，必需不依據於軍事投機，並不只依據於黨，而要依據于先進的階級。此其一。暴動要依據於民眾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動要依據於日益生長的革命達到歷史上的轉變關頭，就是革命敵人的動搖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騎牆的不堅決的革命友軍也一天天的更加動搖。此其三。解決暴動問題的這三個條件，便是馬克斯主義與白朗吉主義[7]不同的地方。」列寧這幾句，是革命發展到決定勝負的鬥爭時期，所應當特別注意的。

　　現在每一區域之中，農民暴動的發展與城市暴動之關係，都有從發動鬥爭進於決定勝負的鬥爭之形勢。現在中國城市之中，客觀的條件多多少少都是足以造成群眾的革命的高潮的，尤其是在農村暴動不斷的爆發之環境中。城市工人以及各縣手工工人店員的群眾，應當儘量的發動；從客觀上潛伏著的一切鬥爭問題，去發動群眾的經濟、政治鬥爭；儘量的揭發國民黨的欺騙政策。只有如此堅決發動群眾的鬥爭，才能引導起更多更廣大的群眾，使他們深切的感覺到暴動與奪取政權的必要，決然進於武裝的鬥爭——群眾的武裝鬥爭。如今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已經激起而武裝襲擊工賊；但是這還不夠，必須一切革命的工人更勇猛的領導起廣大群眾的鬥爭，就是因此而要執行很瑣屑繁難的日常經濟鬥爭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城市的暴動，將要在這種革命高潮的普及於廣大群眾的過程之中，生長出來，而成為工農暴動在大範圍內勝利的中心和指導者。

　　原載1927年12月26日《布爾塞維克》第10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指馬日事變。1927年5月21日晚，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率部在長沙發動叛亂，封閉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和一切革命團體，將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全部解除武裝，捕殺共產黨員、工農革命群眾一百多人，使長沙陷入白色恐怖。因電報用韻目「馬」字代表21日，故稱馬日事變。

　　[2]馬日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員郭亮、柳直荀等曾動員長沙、湘潭、湘鄉、寧鄉、瀏陽、平江、醴陵等十多縣的農民，會同安源工人武裝，準備圍攻長沙，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者卻下令「農民不得進行武裝鬥爭，湖南問題靜候政府解決」，撤回向長沙進軍的各縣農軍。

　　[3]指1927年9月中旬鄧赤中、蕭人鵠、曹壯父等共產黨員領導的洪湖地區農民起義。

　　[4]指1927年9月毛澤東所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

　　[5]指1927年11月初江蘇宜興、無錫、江陰、海門等處相繼爆發的農民起義。

　　[6]紅槍會、天門會，是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的民間結社，參加者多為貧苦農民，其活動和鬥爭均帶有封建迷信色彩。

　　[7]白朗吉主義，今譯「布朗基主義」，是十九世紀法國工人運動中的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潮，因其代表人物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而得名。布朗基主義者認為通過少數革命家的起義和專政，即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發動過多次秘密起義，都由於不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而失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布朗基主義者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同時也尖銳地批評了他們不依靠廣大群眾的宗派主義立場和不顧客觀條件的冒險主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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