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七」會議上的報告|瞿秋白

在「八七」會議上的報告

　　在「八七」會議上的報告(1)（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在未報告之先我要說兩點：一，在中國革命中中國資產階級是否與封建階級鬥爭？我們要知道此是一重要問題。蔣介石等拿著政權不僅得帝國主義幫助，還得封建階級的幫助。可見中國資產階級是與封建階級無大衝突的。說明了此點可以去掉以為中國革命分兩階段的幻想[1]。此幻想可以容許我們黨外合作，實則此幻想是錯誤的。中國資產階級一點民權性也沒有，現在只有我們包辦國民黨或國民黨消滅兩條路。二，革命的指導機關犯了紳士的毛病，我們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

　　現在事實已經證明國民黨已與我們分裂了，我們再不能以退讓手段來爭得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的。有一次政治局會議中曾有同國民黨提出條件退出國民黨的傾向。過去當我們能包辦國民黨的時候中央又不允許我們包辦，現在想包辦又不可能了。過去我們覺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點民權，這種方法過去也是有效的，但現在已經不適宜了。七月十三日我黨的宣言[2]是黨的新政策之開始。中央政治局與國民黨反臉的宣言的內容是很堅決的。汪[3]之反臉，其主因不是羅易給電報他看[4]。羅易給電報與汪看自然是錯誤的，給了汪以反臉的口實。在汪接到馮不反蔣[5]的電報時非常震怒，於是他更加力宣傳反蔣，唐[6]等於是以反共挾之。在最後一次聯席會議[7]上，汪表示被人強姦，並表示不能在武漢立足。恰好，此時得到了羅易給他的電報，得到了新的出路，於是將此電報來作為他反臉投降唐等的工具，於是公然主張反共。此後，汪的主要敵人便是張發奎[8]部下的共產分子了。張此時亦有點動搖，曾有葉[9]暫時退出CP的要求[10]。我們黨內當時也有人有此感覺，但結果並未成為事實。同時，孫、鄧宣言[11]之發出，所以我們黨的宣言比較堅決。這次南昌的行動[12]，至少是有意識地走到新的方針。七月十五日以前，我們參加政府還有由上面來幫助發展下層工作的條件，現已全國反動，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葉賀[13]發動之後，張非常慌張和震怒，於是馬上帶了幾百衛隊坐火車去阻擋自己的部隊，他自以為是為黨工作，所有的舊部仍應歸其指揮，結果自己身邊的一支槍都被繳去，這也許是客氣了一點。張第二次的討伐命令是非常軟弱的，是相機發展，由此可知，張已無進攻之能力。朱培德[14]的力量亦很薄弱，兩師皆不能作戰。今日報載我們已離開南昌，據我推測這一定是前方勝利了。從前中央曾有一命令去前委[15]，大概他們已照此命令進行。現在我們主要的敵軍是三十五、三十六兩軍[16]，但唐決不肯用此力量來為張出力，而要用來奪取江蘇的。第三派勢力在此次事變前已有醞釀，由白崇禧[17]、李宗仁[18]擔保南京和平，朱培德擔保武漢，以汪為領袖，並由白、李要蔣下野。第三派與唐有衝突，但現不會馬上暴露，因尚要共同反共產軍。

　　將來的局面與以前不同，以前有大的領袖，如奉張[19]、甯蔣、吳佩孚[20]等，以後則分為許多小軍閥，進到很紊亂的時期。這證明封建階級之倒臺，資產階級之軟弱。這一堆反革命的衝突非常厲害的，這是革命前途之一優點，因為他們內部極不穩定。

　　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葉挺已如此，在相當時期，北方之張兆豐[21]也應如此，這是一定有勝利的機會的。

　　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極好的機會，這極多的力量，我們必須要燃著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老實不客氣的，我們要包辦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一、在此時我們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他們戴了一個民權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們目前最主要的敵人是汪。列寧過去也非常注意打擊這種人，這是我們目前最主要的策略，我們要宣佈他們是假的國民黨。二，我們要糾正過去錯誤，要注意群眾，要由下而上，誰贊成我們，就是左派。三，現在的目的，並不是與政府絕緣，我們對政府有三個階段：1．不參加政府；2．參加政府，但發生許多錯誤，失掉了參加政府的作用；3．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國民黨的名義，但我們要占多數，成為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鄉村中要農會政權。我們要堅決地幹，我們要告訴群眾，武漢、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打倒汪精衛是不容易的，我們必須努力做，這是我們的主要方針。

　　因各種要求，常委及國際代表起草了三種決議，提出今天討論。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問題：一，如何做國民黨工作，團結國民黨左派，我們已發表了一個告國民黨同志書[22]，此書應為左派政綱；二，軍隊中及兵士中工作，現在也很重要，我已與一飛[23]商議要作此工作，臨時政治局應注意此工作；三，對國民黨左派的政綱要追認。

　　注釋

　　[1]「以為中國革命分兩階段的幻想」，即「二次革命論」，是大革命時期在中共內部出現的有關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的理論。即認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只能站在幫助地位。民主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只能「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只有資本主義發達以後，無產階級才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第二次革命。

　　[2]即中共中央1927年7月13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揭露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反革命活動，宣佈中共黨員退出武漢國民政府，並向全國工人、農民及一切革命群眾宣佈了中共的戰鬥任務。

　　[3]汪，即汪精衛。曾參加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又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25年7月任廣東國民政府主席，又任軍事委員會主席。1927年4月任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7月15日實行「分共」「清黨」。

　　[4]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在決議送達中國前，先將要點電告駐中共代表羅易，即改造國民黨，使大批工農分子參加進去；把農民協會變成鄉村政權；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沒收土地，實行土地革命等。羅易收到電報後，未經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和國際其他代表同意，于6月5日即向汪精衛出示此指示，第二天又送給汪一個電報副本。結果，《五月指示》成了汪精衛發動「分共」政變的重要依據。

　　[5]馮，指馮玉祥。1927年5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馮很快也走向反共，並促成了寧漢合流。蔣，即蔣介石，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動政變，實行「清黨」反共。

　　[6]唐，即唐生智。1927年4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7月隨汪精衛反共。

　　[7]聯席會議，指武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國（民黨）共（產黨）兩黨聯席會議。出席該會議者都是兩黨的領袖人物，國民黨方面有汪精衛、唐生智等，共產黨方面有陳獨秀、譚平山等。

　　[8]張發奎，在北伐戰爭中立有戰功，後升任第四軍軍長、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大革命失敗後追隨汪精衛反共。

　　[9]葉，即葉挺（1896—1946）。字希夷，廣東惠陽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冬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北伐，屢立戰功。1926年10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武漢衛戍司令。八一南昌起義時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

　　[10]汪精衛反共後，張發奎也要求第二方面軍高級軍官中的共產黨員葉挺等退擊中共，即「退出C．P」。

　　[11]孫，指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鄧，即鄧演達。宋慶齡於1927年7月14日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鄧演達在此前發表《辭職宣言》。他們都反對汪精衛的反共政策，宣佈辭去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職務。

　　[12]指當年的「八一」南昌起義。

　　[13]葉、賀，即葉挺、賀龍。賀龍（1896—1969），字雲卿，湖南桑植人。參加北伐，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

　　[14]朱培德，所部為滇軍。當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又任第五方面軍總指揮，統轄第三、九兩軍，實際只能指揮自己的第三軍兩個師。

　　[15]前委，即中共前敵委員會。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

　　[16]三十五軍，軍長何鍵；三十六軍，軍長劉興。兩軍均隸唐生智部。

　　[17]白崇禧，在國民黨中屬桂系。1926年北伐開始後，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參謀長。1927年初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曾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共政變。

　　[18]李宗仁，桂系首領。1926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1927年曾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共政變。

　　[19]指奉系軍閥張作霖。奉系軍閥首領。1927年6月自稱海陸軍大元帥，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1928年上半年，被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打敗。

　　[20]吳佩孚，直系軍閥首領之一。曾與奉系軍閥聯合阻止北伐軍，結果戰敗。

　　[21]張兆豐（1890—1930），名獻瑞，河北磁縣人。192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馮玉祥國民軍中從事兵運工作。革命失敗前夕，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第三師師長，駐軍鄂豫邊境，為中共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

　　[22]即1927年8月2日中共中央發表的《共產黨致國民黨革命同志書》。

　　[23]一飛，即王一飛（1899—1928），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八七」緊急會議，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1928年1月，在長沙被捕犧牲。

　　(1)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瞿秋白代表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報告。本文選自《「八七」中央緊急會議記錄》，編者訂正了個別文字，並加了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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