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之五卅屠殺與中國的國民革命|瞿秋白

帝國主義之五卅屠殺與中國的國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一

　　最近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使帝國主義者異常的驚懼；尤其是去年北京政變[1]之後，國民黨勢力的向北部伸張，各地工人群眾的鬥爭有根本上動搖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之趨勢。如北方鐵路工人恢復工會的運動，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青島、上海紗廠工人的罷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漢口煙廠工人的奮起，以至於五月間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及全國總工會的成立。總之，從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現在，中國無產階級逐步的鬥爭，樹立總的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新勢力，當然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者反攻的高壓政策；他們知道這是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可怕的力量，決不能放任他儘量的發展。五卅以前帝國主義者早已逐步的防範，利用他們的種種工具，如工賊、買辦、軍閥、官僚等，施以壓迫。這兩方面——一方面是國民革命的勢力，尤其是他的先鋒無產階級；別方面是帝國主義的列強，尤其是現在佔有政治權力的日本——相互之間的鬥爭，一天一天的激烈起來，直到五月卅日而大大的爆發。

　　我們應當知道，這五卅屠殺案[2]，不但在國民革命運動的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並且對於世界革命運動也有極密切的關係。世界資本主義在俄國革命之後，一直在動搖崩潰的過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穩定的趨勢，這就因為列強的資產階級雖然在本國對無產階級進攻不能得著稱心如意的勝利；可是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經濟侵略，近兩年來，卻能用著全力來經營。對於中國呢，尤其是英日兩國的工業資本，進取得最為厲害。譬如這次世界紗業恐慌的期間，日本資本主義首先便對於上海、青島的中國工人進攻。他們以為中國工人最落後，最沒有組織，紗業裡減少生產成本的計劃，可以從這裡實行起。原來英日兩國都已在中國設有多數工廠，尤其是紗廠；而日本又靠著有親日派的中國政府，可以暢所欲為。這些資本家以巨大的投資和殘酷的剝削來和中國資產階級競爭，已經併吞了不少中國紗廠。這次紗業恐慌，他們以為中國小資本家禁不起，他們可以一方面裁減工人，換用女工，以減低生產成本；一方面擠軋中國紗業，乘機投鉅資來收買。殊不知道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忍受這種殘酷的剝削，已經覺悟自己的團結力，在上海及青島兩處居然舉行很大的罷工，給日本資本家以重大的打擊，雖然上海、青島的工人都沒有爭到經濟上的勝利（青島第一次罷工，只加了一分錢一天的工資，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團結力已經表現出來，工會已經得了事實上的承認，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此，這兩地的第一次紗廠罷工，都還有一種政治的、民族的鬥爭的性質：中國工人反抗日本資本家的鬥爭，引起中國一般社會有意無意的同情，中國商會、學生會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種排日的運動。這種無產階級領導著的國民革命運動，不但對於日本，並且對於各國帝國主義者都是很可駭懼的勢力。

　　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面極力造謠，說這是赤化，這是中國人排外的義和團的精神之復活；一面想盡種種方法與工會挑釁，要想撲滅他。青島和上海兩處，他們用同樣的方法——閉廠、罷業以拒絕「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認工會，以引起工人中的擾動。他們在青島借助于張宗昌[3]、溫樹德[4]的兵力，殘殺工人（死傷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陰溝死者尚不計其數），並且停閉工廠。他們要摧殘有組織的工人，所以趁此紗業恐慌期間，準備停歇生產若干時間後，再另招「馴服的」不敢要工會的工人。他們在上海也是如此擾動工人之後，就停閉工廠。工人要求發給薪資的時候，資本家竟開槍轟擊，殺死工人顧正紅[5]，傷無數；他們更與英、美、意等國的帝國主義者——所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6]合作，以摧殘這些工會。可是這決不僅是工人與資本家間的鬥爭；工會運動，他們固然怕，而援助工會的學生，一般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運動：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運動，他們尤其怕。並且這已不僅是日本一國，而是各國帝國主義者所共同敵視的運動。這種運動隨著他們的壓迫而起於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島雖然能指使軍閥完全撲滅工會，而禁止中國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卻不能了。

　　上海自從顧正紅被日資本家親自打殺之後，一般的學生及小商人的群眾，早已躍躍欲試的忿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同時，工部局不但幫助日資本家，壓迫罷工工人，而且正在這個時候，又提出印刷附律[7]、碼頭捐[8]等於上海的納稅外人會議[9]，想在上海更進一步的統治中國人。這兩件事：日資本家及工部局摧殘工會與納稅外人想剝奪上海中國市民的自由權——湊合在一處，於是把鬥爭的陣勢擴大了。當上海學生為顧正紅被殺，工會被摧殘，並且反對印刷附律、碼頭捐而出發演講的時候，列強帝國主義者便大自驚擾起來。他們不想一想：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進攻，怎樣擴大到各國帝國主義者共同鎮壓中國工人的反抗，共同壓迫一般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之自由；他們卻只看見中國人民一致的從排日而進於排外，從階級鬥爭擴大而為民族鬥爭，「奴隸都想要自由了」，他們便毅然決然施行屠殺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槍聲響了，中國學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國主義想用這槍聲血淚鞏固他們對於中國人的統治！

　　二

　　雖然，帝國主義屠殺政策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引起了全國民眾反帝國主義的怒潮。上海五月卅日南京路屠殺之後，帝國主義者的列強，英、美、日、意、法等國的軍艦都開來了，海軍陸戰隊都上岸了，各國資產階級的武裝「打手」——所謂上海萬國義勇隊[10]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西捕、水兵、義勇隊，通街大衢都放著機關槍、大炮、鐵甲汽車。接著漢口、九江、鎮江、天津、安東，凡是列強有駐軍的地方，無處不實行這屠殺政策和炮艦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傷的無數，被毆辱的更不計其數。越界捕人[11]，強佔學校[12]等的寇盜行為，更是時有所聞。這種強暴的政策，帝國主義以為可以鎮壓住中國民眾的反抗，可是事實上適得其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體罷市、罷工，沒有三天，反抗運動普及全國，各大城市的示威遊行及市民大會一致反對這種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廠及企業中的中國工人已經繼續起來，實行罷工反抗，天津、漢口、廣州的工人已經發動。「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幾千幾萬人知道帝國主義的罪惡，知道國民革命的必要；那麼，五月卅日以後，至少已經增加到幾百萬幾千萬人！」我們聽說上海街頭巷口無一處沒有不反對外人的招貼，無一處不唱反對外人侵略的歌謠，便可以知道了。

　　五月卅日！這確是中國國民革命開始的一天！

　　可是這總的國民革命的怒潮裡，已經立刻發現出內部的分化，這是不可免的。因為中國在列強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之下，有軍閥、官僚、買辦階級等受某一帝國主義者的驅使；有許多妥協軟化的分子，不敢為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制度，卻只想求一個帝國主義的強國出來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數的平民、小商人和勞動者，認清這種屠殺政策出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合謀，所以堅決的主張，要從此開始中國民眾的大組織，實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革命運動。因有這種分化，所以在這次國民革命開始急進的過程裡，可以看出：一、對於帝國主義的要求，二、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三、反抗運動的範圍，都有不同的主張。

　　軍閥、官僚、買辦階級純粹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或者替日本反對英國人，替英國反對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實際上他們完全是反動而壓迫民眾的：譬如英國的蕭耀南[13]派兵保護外僑，出告示說「排外的格殺勿論」，禁止民眾運動。他並且已經嫌英國人殺得不痛快，又幫著斬了七個「過激派」的頭。日本的張宗昌嚴禁學生、市民提及青島的事，卻也不得不准人民對滬案表同情。這種人我們只能當他就是帝國主義者，一致的反對。至於其餘兩部分同在反抗運動裡的人，他們的主張很值得分析一下。

　　反抗五卅屠殺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裡，我們可以看見一種最正當即徹底的主張，便是要求：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
　　三、收回海關及鹽政管理權。
　　四、收回領事裁判權[14]。
　　五、永久撤退駐華的一切外人的武裝勢力。
　　六、中國人民之絕對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同時，我們又可以看見另一派的主張，便是只要求：

　　一、收回上海的會審公堂[15]。
　　二、上海租界納稅華人的參政權。
　　三、停止越界築路[16]，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馬路。
　　四、道歉、懲凶、賠償、罷業者不扣薪等。

　　前一種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後一種是妥協派的。這裡我們顯然可以看見妥協派的要求只是恢復不平等條約的原狀，爭回外人在不平等條約以外所侵奪的東西；再則這種要求只是代表少數上海富商的利益——納稅人才有參政權，而且不敢剝奪外人在中國領土內的干預市政權；三則爭一個空面子，速圖了結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卻是著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國的解放獨立，脫離殖民地的地位；因為只有這樣，中國自己的實業才能發達，中國平民的權利才有保障。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即使說不能以罷市、罷工的手段達到，那麼，至少我們可以提出這個要求，我們中國可以立刻提議召集國際會議，重新審定一切條約。如果中國現在的政府不能做這件事，那麼，現在全國民眾正在奮起，很可以自動的組織工商學農各界，推翻軍閥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來實行這種使命。再讓一步說，我們即使現時還沒有這種實力，那麼，至少我們應當力爭中國平民的政治自由，力爭撤退外國駐軍和取消領事裁判權，使平民有組織自己力量的自由，以為達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準備，以進行國民革命的運動。如今上海總商會[17]的主張就是那妥協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學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張，卻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國的工人階級（如長辛店鐵路工人，開灤煤礦工人）很明顯的要求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這種革命派的要求，實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因為帝國主義暴行的代價，決不是道歉、賠償等所能了事，平民群眾在這次鬥爭再不能取得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後帝國主義的屠殺還要肆無忌憚，而中國方面卻絕沒有組織團結的力量去抵抗。

　　至於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問題，亦有妥協派和革命派的分別。妥協派以為我們若只對一兩國進攻，我們的力量還夠，如果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他們合力壓迫，說我們是排外，我們便抵拒不了。殊不知道：（一）現時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利益互相衝突，此次事變中，決不會有「八國聯軍」[18]的事；（二）如果我們核定名實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國，他們之間，自然互相推諉，各求卸責而賣好，而後我們的交涉能得著勝算，否則我們自己先唱甚麼「中美親善」，美國水兵殺了人，他們的領事卻反過來問：為什麼在美國人那裡做事的華工也罷起工來；（三）此次案件，事實上是各國帝國主義聯合進攻，以求鞏固其統治權，我們正應當指明出來，使民眾一致起來反對這一帝國主義的統治制度；假使那一國果真要「親善」，他便應當拋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自動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革命派的主張，亦並不是一定要擴張戰線，反對一切外國人。恰恰相反，他們主張應當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及無產階級聯合，要求他們起來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他們主張縮短戰線，不但只反對英國、日本等，並且只反對英國、日本等的軍閥、財閥。妥協派的縮短戰線政策，卻是向民眾掩沒了法國派軍艦、美國水兵殺人等的事實，去說中法親善或中美親善，希圖美法主持公道。這結果「公道」是沒有人主持的；民眾卻受他們蒙蔽了！所以妥協派只想速了，如梁啟超[19]、江亢虎[20]等竟要蒙蔽民眾把反對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運動變成對英對日的狹義的國家主義，甚至於變成反對工部局巡捕殺人的簡單口號；這簡直是代帝國主義想法，替他們鞏固這種統治制度，把群眾的目光只放到殺人問題上去，仿佛只要帝國主義不殺人，我們便無論甚麼都願意容忍的。至於現在有一派人甚至於只主張反對英國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顯了！日本是這次事件的正兇，是摧殘工會，摧殘中國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過？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政府[21]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脫卸在英國人身上，讓日本仍舊實行他的壓迫工會政策！

　　其次，關於反抗運動的範圍，妥協派現在已經盡著叫：「這是地方問題，漢口上海各自解決！」事實上槍殺市民和壓迫工人是同樣的形勢，而且漢口是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國的民眾已經本能的自覺的起來一致奮鬥，應當聯合起來實行大規模的反抗帝國主義運動。正因為帝國主義在漢口、安東等地方到處實行屠殺政策，我們更可以提出總解決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問題。然而妥協派卻只是為帝國主義者想法，務求速了，就地解決。

　　總之，妥協派的主張：一、是撇開大多數民眾的要求，犧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縮短戰線，不敢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制度；三、是縮小範圍，只求就地解決。同時，他們盡著爭一個表面上的妥協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殺案早日了結，只求「平平民憤」，好使反帝國主義運動不能繼長增高的起來。他們違背民眾利益，已經顯然，而間接的幫助帝國主義者，蒙蔽民眾的民族意識，消弭革命潮流的「功績」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殺案之後，國民革命是開始了，帝國主義的殘暴政策不能鎮壓他，而妥協派的國民政策卻想破壞他。妥協和革命派的分別，正在於：妥協派，看見國民革命開始，趕緊想法抑遏民眾的自由，縮小範圍，縮短戰線，以阻滯這革命運動的進行；革命派呢，力爭平民自由的保障，揭發各國帝國主義聯合壓迫中國的真相，聯合全國奮起的民眾一致向帝國主義的統治制度攻擊，以發展這革命運動而求達根本解放中國的目的。

　　妥協派雖然表面上似乎還站在人民一方面，實際上簡直是賣國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為中國民族假使不能覺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爭著租界上些小的參政權，承認外人的統治；那麼，以後的被屠殺還多著呢。我們不能立刻達到我們的目的，並不要緊；最可怕的，是我們忘記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騙民眾，阻止民眾進行革命運動。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張，才是代表多數民眾的利益，引導革命運動的進行。最近反帝國主義的怒潮之中，我們應當竭力戰勝妥協派的主張，否則已經開始的國民革命始終要被他們破壞掉的。

　　最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指出，現時除蕭耀南等反動的軍閥直接做帝國主義的劊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議交涉，也都是一時的裝腔做勢，妥協讓步的端倪早已暴露；還有上海總商會內少數買辦階級及富商，亦是只看見自己的利益而犧牲民眾。我們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們，應當獨立起來力爭我們的自由，團結我們力量，至少要商人、學生、工人等，各自團結起來，甚至於有武裝的準備，有全國的聯合：這是現時盛行的經濟絕交口號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實的工作。中國的國民革命開始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快要崩潰了！團結我們自己的力量！

　　原載1925年6月22日《嚮導》第119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北京政變，見本卷第7頁注16。

　　[2]五卅屠殺案，見本卷第181頁注①。

　　[3]張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東掖縣人。奉系軍閥重要將領。當時任山東軍務督辦。1925年5月調集3千軍隊鎮壓青島日商紗廠罷工，殺傷工人20多人，造成「青島慘案」。

　　[4]溫樹德，見本卷第187頁注②。

　　[5]顧正紅，見本卷第179頁注⑨。

　　[6]工部局，見本卷第11頁注②。

　　[7]印刷附律，見本卷第184頁注⑥。

　　[8]1925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增加碼頭捐案」，規定碼頭捐改原來的值千抽一為以關稅（值百抽五）的3%計算，增加了50%，直接危害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

　　[9]納稅外人會議，見本卷第145頁注②。

　　[10]萬國義勇隊，即萬國商團。見本卷第187頁注①。

　　[11]越界捕人，指上海租界當局軍警到租界之外的中國地界拘捕中國人。

　　[12]強佔學校，指1925年6月4日帝國主義軍隊強行佔領上海大學。

　　[13]肖耀南，見本卷第116頁注④。

　　[14]領事裁判權，見本卷第146頁注⑧。

　　[15]會審公堂，見本卷第20頁注①。

　　[16]越界築路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擴大租界地域的手法之一。它們先在租界外廉價收買土地，強行取得築路權，然後修築馬路，把大片土地圈在租界裡面，並派巡捕巡邏。久而久之，這片土地就納入了租界範圍。1925年春，上海租界當局在滬西北新涇、徐家匯、虹橋等地越界新辟了十幾條馬路，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

　　[17]上海總商會，見本卷第21頁注⑧。

　　[18]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奧組成的八國聯軍，大舉進犯我國京、津和其他地區，血腥鎮壓義和團。最後於1901年脅迫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

　　[19]梁啟超，見本卷第21頁注④。

　　[20]江亢虎，見本卷第213頁注①。

　　[21]段政府，指當時以段祺瑞為執政的北京臨時執政府。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