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之「二七」與一九二五年之「二七」|瞿秋白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與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與一九二五年之「二七」(1)（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中國的工人階級處於軍閥制度及帝國主義的兩重壓迫之下，他的鬥爭一開始便是革命的，一開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且是中國民族的民族鬥爭裡的先鋒。從一九二一年工人運動的發生以來，工會的組織運動、罷工運動，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實際上呢，這些運動緊跟著「五四」以來的排日民族運動而來。足見是當那商人、學生的鬥爭力疲弱下去的時候，獨有工人階級繼續著革命的鬥爭，反對各國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資本家：海員罷工[1]、唐山罷工[2]、京漢罷工[3]先後繼起，的確給國內國外的反動勢力以重大的打擊。這一時期，差不多可以說民族運動之中只有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因為工人階級鬥爭的猛進，國內的民族革命運動便漸漸有興起的勢頭，資產階級也跟著抬起頭來，軍閥和帝國主義都不得不賣弄欺人的左傾政策，吳佩孚[4]高唱甚麼國是會議[5]，各地的商會也有不少附和的。當時只有中國共產黨主張召集一切民主派的聯合會議，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因為中國工人的職工運動發展，已經表示民主戰線中有實力的主力軍。然而資產階級及其他政黨不能重視這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不是想望吳佩孚行仁政，便是只靠軍事的行動。工人階級不顧勢孤力薄，仍舊繼續奮鬥，京漢總工會成立的嘗試，便是那最後的示威。當時資產階級的輿論，京漢一帶的商人，都是近視的，看不見這工人階級力量的集中是反對軍閥政治的最大的力量，只顧目前的小利，反而說工人的行動有礙安寧秩序和交通。軍閥和帝國主義呢，卻知道：只要摧折了這一支生力軍，其餘的什麼商會，什麼民意都不足懼，盡可安心進行賄選，抬出一個吳佩孚的工具——曹錕[6]，立定賣國的「正式」政府；英美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政權便鞏固了。果不其然！京漢總工會被封時的大罷工，受了「二七」屠殺[7]的大打擊而失敗之後，不但北部鐵路工人的工會完全受摧殘，不但全國的職工運動都受著鎮壓而趨於消沉；而且不過半年，直系軍閥和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一天一天高壓下來，曹党驅黎[8]，賄選成功，全國各階級都屈服在軍閥淫威之下，而且接著便暗助陳炯明以全力圖粵[9]，謀摧殘民族革命的根據地——廣州政府。

　　總之，這一時期，職工運動受軍閥的鎮壓而消沉，其餘一切進步的解放的爭自由、爭國權的運動，都連帶著而鎮壓下去。這是兩年來的事實。所以可以說：「二七」不但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的一個關鍵，而且是民族革命運動史上的關鍵。

　　「二七」之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職工運動雖然表面上有一時期的沉寂，然而實際上各地的工人仍舊繼續不斷的向前進行。客觀上的狀況稍稍鬆動，工人階級便開始反守為攻的鬥爭。水口山礦山工人的罷工[10]、北方鐵路工人的全國總工會運動[11]仍在前仆後繼——屢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摧殘。江浙手工業工人，上海紗廠、紡織業、煙業的工人，也是屢起屢僕的和中外資本家奮鬥[12]，雖然結果大半失敗，然而「二七」而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越發增高，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力日益增進——是顯然的事實。況且陳炯明猛攻廣州的時候，南方勞動階級都積極的贊助革命勢力反抗這帝國主義走狗之走狗；陳炯明失敗之後，廣州革命政府也就明白取得勞動民眾的贊助之重要，廣東方面的職工運動便得著些公開的可能——工人代表會[13]組織成功；工人反帝國主義的行動日趨激昂，由民族意識而進於階級意識的傾向日益鮮明（沙面罷工[14]，反抗商團[15]等）；海員工會加入太平洋運輸工人的組合。南方民族革命運動因有工人階級的這種積極參加，力量便一天一天增長起來；南方的職工運動的本身又在盡著發展——這兩方面的潮勢自然也影響到北方來。於是在這中國民族的總鬥爭日漸興起的時候，工人階級自然力求奮起而領導他。

　　一年來民族運動的進步，雖然北方在馮玉祥政變[16]以前，並不能與職工運動以急進的機會；然而這一年多兩年來職工運動的反守為攻的趨勢和民族運動的興起，大致有並進的形勢。此次北京政變的主因，固然在於日本勢力漸大，而排斥英美勢力；然而還有兩種動力：一是經濟上中國資產階級相當的發展力；一是政治上南方民族運動的逐漸北侵。這兩種勢力的影響於政變，自然而然使在政變之後，中國工人階級趁著舊社會各階級的矛盾和崩潰，急起集合自己的勢力。現時北方各軍閥之間的均勢還沒有十分穩定，其中一部分傾向於民族運動而想得民眾的贊助；別部分雖勾結帝國主義，而實力不充足，也想行市恩政策以得「民心」。所以工人階級在京漢北段，取得比較公開的自由。這種形勢之下，北方鐵路工人又在「二七」那天開全國鐵路工人總工會；各地工會都加入國民會議促進會[17]。總之，北京政府的鎮壓政策還不敢直接行使，在總的民族運動興起的時期，政權方面，自己還沒鞏固，自然對民眾有些讓步政策；工人階級的職工運動也就努力的集合團結起來，以備繼續鬥爭。中國工人階級這次得到職工運動的公開的可能，固然受民族運動發展的影響；然而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繼續進行，都全看新起的職工運動能否充分的自由發展，中國工人階級能否因此發展而成為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勢力。

　　兩年前的「二七」是職工運動失敗而退守的紀念日；兩年後的「二七」是職工運動復興而再進攻的紀念日了！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是中國鐵路工人失敗，而全國職工運動以至於民族革命運動，隨之而受鎮壓的紀念日。一九二五年的「二七」，是全國鐵路工人大結合的日子；但是是否能成為全國職工運動復興以至於民族革命運動得以隨之而進取的紀念日呢，——這卻還是一個問題！

　　政府方面的召集善後會議[18]，聘請商會等領袖為善後會議的專門委員，允許工人集會等讓步政策，是否是欺人的，是否是以退為進的讓步呢？這是無可疑的：假使他實力充足，軍閥間相持局面得了維持均勢的辦法，他立刻便要取回這些讓步的。民族革命運動方面的右派呢：或是想破壞工人階級運動的統一，愚弄一部分工人做他們的工具，中傷一部分真正代表群眾利益的工人說他們過激派；或者忽視工人階級恐懼工人階級的力量，自己能受政府的「青眼」得列席政府會議，便不去力爭平民的自由權，想以此賣好政府，而犧牲工人。民族革命運動中這種右派政策，其勢必定使政府利用他們破壞工人運動，等到政府覺得鞏固的時候，連他們也就「走狗烹，良弓藏」了。

　　中國工人階級在今年的「二七」——職工運動復活的示威紀念日，集中自己的階級力量，表示自己的階級覺悟；同時也就明察這種形勢，嚴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或軍閥的奸細破壞職工運動；這不但是保證自己階級鬥爭的獨立不受他們的欺罔，而且是守衛這民族革命運動主力軍的大本營！一九二五年的「二七」，應當是全國職工運動復興的關鍵，亦便是民族革命運動取得鞏固的基礎的一關鍵！

　　原載1925年2月7日《嚮導》第101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1922年1月，香港中國海員在中華海員工會領導下舉行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經26天鬥爭，迫使香港英國當局允諾工人要求，罷工取得完全勝利。

　　[2]1922年10月，開灤煤礦五礦（唐山、林西、趙各莊、唐家莊、馬家溝）5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唐山鐵路、紗廠、水泥廠工人和交通大學學生對礦工進行援助。中國反動當局派出軍警會同英國軍隊1萬多人對罷工進行武力鎮壓。

　　[3]京漢罷工，指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即二七大罷工。

　　[4]吳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直系軍閥首領之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先後任兩湖巡閱使、直魯豫三省巡閱使，駐洛陽。1923年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奉軍及國民軍打敗。1926年聯合奉軍進攻國民軍。1927年在北伐戰爭中被國民革命軍擊敗。

　　[5]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前，直系軍閥吳佩孚為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提議召開國民大會以解決國是，實現「和平統一」。直系取得中央政權後，立即步段氏後塵，強調「武力統一」，騙局徹底破產。

　　[6]曹錕（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軍閥首領。1920年7月直皖戰爭後與奉系張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打敗奉軍，控制北京政權。1923年以5,000元1張選票收買國會議員，「當選」為總統。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被馮玉祥攆下臺。

　　[7]「二七」屠殺，指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吳佩孚指使其部下屠殺罷工工人。

　　[8]1923年6月，直系軍閥曹錕為了達到自己上臺的目的，策動了所謂國民大會、市民請願、軍警索餉、公民示威等一系列事件，逼迫總統黎元洪下臺。10月，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了總統。

　　[9]陳炯明（1878—1923），字競存。廣東海豐人。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副都督、都督，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任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長。1922年6月指揮所部炮轟總統府，公開叛變孫中山，圖謀獨霸廣東。次年1月被孫中山領導的討賊軍擊敗，退守東江一帶。1925年所部被國民革命軍徹底打垮。

　　[10]1922年11月，湖南常甯水口山鉛鋅礦3千多工人罷工，迫使礦方同意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證工會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要求。

　　[11]1924年2月7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京漢、京奉、京綏、津浦等鐵路工人代表在北京舉行各路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推動鐵路工人運動的發展。

　　[12]這裡指1924年下半年上海南洋煙廠7千余工人罷工，蘇州1萬多機織工人罷工，浙江余姚1萬多戶鹽民罷工等。

　　[13]工人代表會，即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直屬廣州工人代表會。

　　[14]1924年7月，廣州沙面華工罷工，抗議帝國主義者在沙面租界實行不允許中國人自由出入的新警律，華捕隨之也加入罷工，迫使租界當局取消了新警律。

　　[15]1924年10月，廣東商團軍發動反革命叛亂，反對廣東革命政府，孫中山在工農武裝和廣大人民支持下堅決鎮壓了這一叛亂活動。

　　[16]馮玉祥的政變，即北京政變。1924年10月，傾向南方革命政府的馮玉祥率部從第二次直奉戰爭前線回師北京，囚禁賄選總統曹錕，改組內閣，使直系軍閥的統治瓦解。

　　[17]國民會議促進會，是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進步力量，當時為推進國民會議運動，反對段祺瑞御用的「善後會議」，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天津等全國各地成立的聯合戰線團體。1925年3月舉行了全國代表大會。

　　[18]1925年2月，段祺瑞為使自己統治合法化，並抵制國民會議，提出召開善後會議解決國是的主張，參加會議的有各地軍閥頭目及各省議會、商會、農會、教育會會長等。這實際上是軍閥官僚朋分政權的會議。

　　(1)本文曾收入作者1927年自編《瞿秋白論文集》（未出版），並作了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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