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之土耳其|瞿秋白

國民革命之土耳其

　　國民革命之土耳其(1)（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一、帝國主義與土耳其之資本主義發展

　　土耳其的革命黨，大家都知道，最初是「少年土耳其」党[1]。雖然有人以為「少年土耳其」不成其為政黨，然而他在土耳其革命史上，社會與政治兩方面，都佔有很重要的位置。當「少年土耳其」派是政黨，本來是不對的。「少年土耳其」派自己竭力避免「黨」字，仿佛中國人「朋而不黨」的成見，唯恐人家說他們有黨見。組織上他們是一個秘密結社，與中國同盟會同樣帶著「江湖性質」，——最初叫做「統一進步會」（Ittihad ve Teraky）。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革命前，「少年土耳其」派並沒有黨綱；革命之後幾個月方才定出黨綱來，其中的模糊矛盾，簡直比機會主義最盛的法國資產階級政黨還厲害得多。原來的立憲主義變成了擁護《可蘭法典》；原來的民族平等主義，變成了屠殺亞爾美尼亞[2]人的民族自大主義。……並沒有一定的政治綱領，而只有許多不同的政治想望混而為一的化合物——土耳其初生的資產階級的實際要求。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會成分是怎樣的呢？「少年土耳其」派是代表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可是仿佛是一個歷史的誤會——當時的土耳其還並沒有現代式的資產階級！何以如此？這卻應當從土耳其與國外資本主義的關係說起。帝國主義用極細膩的方法侵入土耳其，佔領他的經濟生命。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外債。——埃及、波斯、中國都是如此。克裡米之役[3]（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俄土之戰），土耳其在歐洲借了二十次外債，於是他便成了英、法、德各銀行的債務者。這些國債利率都非常之重，所以等到一八七六年，單是利息一項，土耳其便要付一千四百萬土耳其鎊，國家收入總數不過一千八百萬。破產即在目前，不得已而轉利歸本苟延殘命，其實如此便是利上加利，擔負更重（一八八一年）。不久，便成立了外國管理土耳其財政的機關「鄂托孟國債管理處」[4]（Conseil administration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好像中國的稅務司似的，——土耳其的煙酒鹽稅、漁業稅、印花稅都歸他管轄。國債處的收入占了土耳其國庫的三分之一。外國資本主義簡直漸漸把土耳其國民經濟的收入，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當時所謂「鄂托孟銀行」簡直只存一個虛名，實際上完全是法國人的，而且獨佔土耳其的金融權，既是國家銀行，又是商業銀行。至於鐵道的建築和管理權，卻又完全在德國資本家手裡，——所謂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便是總機關。每一條鐵路都有所謂「基羅保證」，就是國家發行的特別債券——每一基羅密達鐵道，債券上規定價值若干，如巴達鐵路公司（Soci』 ètè Impèriale Ottomm e du chémin de for de Bagdad），收入國家所給「基羅保證券」，每條值一萬一千法郎，而實際上每一基羅鐵路僅值六千至九千法郎。這些特別債券的利息又要許多租稅去擔保。土耳其的工業，也大半為歐洲某幾個托辣斯[5]所壟斷，如煙業完全歸法國公司「Begie de Tabacs」所獨佔；敘利亞絲業實際上為裡昂幾個絲繭公司所壟斷；棉業發展得很快，不久便集中於希臘工廠家之手，一部分為德國公司「Deutsche Levante inische Baumwoll en geschäft」所佔有；葛臘克黎（Geraklee）的煤礦是德國公司的財產，荷北（Hope）[6]的銅礦為德國工廠家所獨佔……並且，土耳其和列強訂的條約，使土耳其喪失規定任何專賣之權及增加關稅率之權，——亦是協定關稅制度。

　　外國資本家在土耳其有絕對的貿易自由，土耳其人反而受條約的束縛。土耳其財政部屢次想求列強批准增高輸出稅（從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十五），可是直到歐戰，始終沒有成功。外國人呢，差不多絕對不納租稅；就是國內稅則，不得外國政府同意，對於外國人也是不能生效力的。土耳其資本主義化了；可是土耳其在這種經濟侵略之下，自己的工業資產階級決無發生之可能，一切資產階級的民權運動當然亦是如此。三十三年的英、美、德、蘇丹的統治，極端的專制更是一個助緣：全國佈滿五萬偵探，「自由」、「權利」、「聯合」等字眼都被禁止；賂買威嚇，無所不用其極，不用說普通的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政治家「《Ikoam》」報主筆亞黎基馬爾（Ali Kemal）[7]都被政府收買；對於異族亞爾美尼亞人等施以殘暴的敲打或屠殺——當時的政治統治是如此。不但政治有這些阻礙，經濟上也是如此：畸形的病態的蘇丹有許多迷信，禁止建築電話、電燈、電報以及採取地下的礦物，甚至於命令沒收輸入的機器——因為他怕這些東西都變成暗殺他的工具（很象滿清貴族）。這種情狀之下，工業資產階級當然不能發展；可是，甚至於商業資產階級都沒有，這不是更奇怪的事嗎？

　　普通總有一種唯心論的解釋，說土耳其人天性不喜歡商業，《可蘭法典》又有種種限制商業的條文，因此，對外貿易完全在歐洲人手裡，國內商業又大半屬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國民——亞爾美尼亞族、希臘族等等。其實這完全不對。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內市場之衰落。因為租稅制度的苛刻，鄉村人民簡直沒有購買力。田稅向來是所謂什一稅（Ashar），直到歐戰開始時，抽取的還是物產，而不是貨幣，並且行的是包稅制。什一稅不過是一個虛名，包稅人的作弊和濫用職權，使什一稅變成六一稅或七一稅；再加其他稅捐——農人一年的收穫，差不多只剩三分之一是自己的。基督教徒的異族人民，卻大半居住在城市裡，他們不擔負物產稅和國家的力役，而且受歐洲列強基督教國家的保護。因此種種，基督教徒比土耳其人容易經營商業——實行那所謂「資本之最初積累」，而成商業資產階級；這種積累資本的過程又常常是在土耳其國外進行的（如華僑）。希臘族和亞爾美尼亞族，因為民族上及宗教上的聯繫，往往僑居在希臘及俄國，他們在那裡所積聚的資本，便輸進土耳其的商業市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土耳其人對於亞爾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之後，昂納托列亞[8]地方發現了土耳其資產階級，可是數量上這一資產階級實在微弱得很。

　　土耳其既沒有工業及商業的資產階級，便亦不會有鄉村的所謂貴族的資產階級（即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封建與資本制度之間的過渡階級）；況且，摩罕默德第二[9]時，王權統一的過程十分激烈：貴族大都被殺，田地早已沒收，所以土耳其已經早已沒有貴族及閥閱制度。固然，地主制度曾經復活，可是已經受一尊的蘇丹的限制：田地享有權每次只憑欽賜特權二十年——蘇丹隨時可以收回。因此，新的地主與田地關係少而與官職的關係多；他們的田地都不是自己經營的，而是出租給農民的。歐洲土耳其（馬其頓等處）的田地制度卻不同些：因為土耳其人征服東羅馬時，對於東羅馬人的封建制度曾經加以法律上的承認，經濟生活沒有起大變化，至今還保存著大地主和小地主。這種地主階級與蘇丹的關係密切，而與資產階級的關係疏遠。一九〇八年革命時，他們反對「少年土耳其」派最厲害，便是一個證據。

　　土耳其的社會結構簡直是一個金字塔——中間抽去了幾層中介階級，只有一頂一底：最下層是農民，最高層是蘇丹官僚、半封建階級以及西歐資本家。上下兩層之間，只有弱小的基督教徒資產階級。

　　二、少年土耳其派及一九〇八年革命

　　然而土耳其國內的資本積累過程，在這種鐵道礦山漸漸開發，消費方面漸漸的資產階級化的社會裡，決計不會不發現的。政治上經濟上守舊力如此之強，真正的資產階級不能產生，於是產生一種假資產階級，代行他的使命——就是官僚階級。國內市場既甚衰弱，又絕對不能與西來資本相競，土耳其社會之中只有官僚階級能實行「資本之最初積累」。官僚階級積累資本的方法，第一便是賄賂，上下相效，簡直是家常便飯。商業、工業、金融業完全在外人之手，除出官署實在也沒有可以積聚資本的機關。第二便是包稅制，包稅人的違法作弊，各級官員的朋分陋規，都是從農民身上搜括來的汗血，甚至於中央政府的大吏也參與其事。第三便是大吏所享有的欽賜田畝，他那三四層的田租，尤其是剝削農民的工具。再則，第四，最重要的利源便是國債。每次國債成立，經手機關的官員最少得有千分之五的回扣，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法。一九〇三年一切國債轉利歸本的時候，所提的「手續費」竟占全數百分之五。一切租借地及軍需品的訂購等，當然亦有「手續費」和明的暗的回扣。靠這些來源發財的寄生階級，人數是極其眾多，當一九〇八年革命之後，「少年土耳其」派實行減政——單是國務院裡一百四十六人中，便可以去掉一百人；財政機關裡裁減一千五百人。可見土耳其的官職，在資本主義初期，簡直和美洲的金銀、菲洲[10]的奴隸對於西歐資本主義的作用一樣。土耳其國內的「做官熱」的原因，便很可以明瞭了。

　　可是，真正的資產階級亦已經有了他的根源。一切資產階級都是從小資產階級發展出來的。假使土耳其的資產階級帶著官僚性質，那麼，真正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小資產階級，亦帶著官僚性質——智識階級的胥吏。十九世紀之末，因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土耳其內已經發現了很多的歐化的政府機關，其中便不能沒有新式的智識階級。譬如軍官和醫生、電報官吏、國債管理處的簿記生及職員，以及其他歐洲式的機關或企業裡的雇員。這些下級胥吏的生活狀況非常之艱苦。新式胥吏常常受偵探的監視，每年軍官學校的畢業生總有幾個人充軍到亞剌伯[11]及菲洲沙漠裡去，或者直接送給軍事裁判所。這種智識階級很不容易找到職業，學校及法庭完全在回教教堂之手，新聞界又受政府嚴厲的監視。就是當胥吏的智識階級的生活狀況也不見得好：各官署都有世家盤踞著，位置高的都是八九十歲的老朽，各人又帶著一大班親戚私友；普通的智識階級至多只能到第三等的位置。並且各官署欠薪欠得很久；每月只有十至十五利爾（土幣名）的薪水，因此還要抵押給高利借貸的資本家，自己往往只剩得百分之六十或五十，甚至於有只剩百分之十五的。一九〇八年革命時，軍隊都贊成革命——亦就是因為欠餉。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會成分，便是這種失業的智識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化的胥吏階級。實際上，「少年土耳其」派大部分是大學生，醫科大學的尤其多；其次便是新軍軍官及軍官學校的學生。一八九四年成立於巴黎的第一屆的「統一進步會」的職員裡，便有四個是軍醫學生。隨後便有僑居外國的土耳其文學家及新聞記者，如摩臘德白（Murad Bey）[12]等。一九〇八年革命中的重要人物：昂佛爾（Enver）[13]及尼亞齊（Niazi）[14]是少年軍官；塔臘亞德（Talait）[15]是電報局的官吏……沒有一個地主或資本家，甚至於一個商人都沒有。「少年土耳其」派的社會成分是如此。所以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及隨後的四次政變（一九〇八——一九一三）純粹是軍事暴亂（Pronunciamento），而沒有普通的群眾運動。固然不錯，一九〇八年時昂佛爾及尼亞齊很受一部分農民的擁戴，然而只限於馬其頓一帶的回教徒。昂納托利亞[16]的農民，簡直一直睡到歐戰終了。至於馬其頓的基督教徒，那卻是尼亞齊的日記上說得好：「他們跟著革命，無非是為著將來擔心，因為現在沒有出路。」

　　基督教徒的資產階級曾經經過一時的革命熱潮，在一九〇七年的時候，當時有過一次巴黎大會，聯合了土耳其十三個革命團體，其中包括「少年土耳其」派、馬其頓派及達師納克察康[17]派等；可是革命之後，這基督教徒的資產階級很決絕的轉到反對「少年土耳其」派的方面去，成立了許多對抗「少年土耳其」的黨派，如自由與和諧會（Hurrieive Ittiliaf）等，有時簡直和帝制派合作。至於地主和世閥，那就簡直實行武裝反抗「少年土耳其」派。

　　「少年土耳其」派的這種社會成分對於我們絲毫沒有什麼可怪的——本來差不多是純粹的小資產階級竭力想取得政權，以便於自己的經濟上的發展和政治上的統治。

　　三、歐戰前少年土耳其派政府之民族政策

　　「少年土耳其」派的組織成分及社會根性既是如此，他的革命事業也就自然而然成一種大土耳其主義——鄂托曼主義[18]、回教式的軍國主義。民族問題上，「少年土耳其」派和帝制派並無何等區別；統一進步党的發起人納齊摩（Nazim）博士說：「只要雅典或是蘇菲亞[19]地方沒有人來宣傳，我們可以給真正的自由；那時你們可以看見：——我們就很容易同化一切希臘人、阿剌伯人等，而造成一個整個兒的土耳其民族，言語文字完全相同；而他們（希臘人等）自己也要很願意的歡迎我們這種意思呢。」（參照中國國民黨以前的五族同化論）

　　「少年土耳其」派執政的時候，竭力實行這一民族政策。其實土耳其的民族問題非常之複雜，不容易解決。根本原因便在於：除昂納托利亞地方以外，其餘各區的土耳其族都是少數；——阿剌伯、美莎伯達美亞[20]、苦爾其斯坦[21]、亞爾美尼亞地方，所有的土耳其人只是很少數的官僚兵卒，和當地的居民不相融洽的。而且土耳其人比那些異族的文化程度都低。這些地方的人看著土耳其人終究是征服者。所以他們的分權主義是很自然的現象，他們要求行政上的自治，以至於政治上的獨立。帝國主義的列強，便利用這些，煽動小民族反對土耳其，其實也想瓜分土耳其。

　　法國對於敘利亞特別用功夫——他和敘利亞從十字軍東征時起便已經有商業關係。法國每每以保護東方天主教徒為名實行侵略。天主教堂便是宣傳法國言語及文化地方，每次政潮他們總在暗中指使；天主教堂上總插著法國國旗，教堂裡禮拜的時候法國領事總占上賓之座。而且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法國藉口基督教徒的被毆，佔領黎房（Livan），宣佈黎房是自治區，以基督教徒為總督，受列強的監察，當然第一便是法國。

　　當時的英俄，對於亞爾美尼亞亦是如此。英國利用新教徒，暗中允許亞爾美尼亞獨立；可是蘇丹割地供獻之後（吉普爾島）[22]，馬上便食前言，所謂幫助獨立，絕對沒有再提。俄皇政府也和英國競爭。然而他們的獨立口號——帝國主義的陰謀，純粹是哄騙弱小民族的，因為列強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上與弱小民族相反，不過一時的利用，比不得各國勞動平民自由聯合的要求，確有互助的經濟基礎。

　　「少年土耳其」派卻因此矯枉過正，竭力遏制民族解放運動，根本否認他們的自由；因此，土耳其的各民族更容易受列強姦狡的宣傳。土耳其國內的各種革命流派，也因此早就自相衝突起來。

　　「少年土耳其」派的這種政策，純粹是他資產階級的根性。基督教徒既然大半是城市居民，而且壟斷國內的商業市場，「少年土耳其」派執政之後，便首先剝奪蘇丹所諭允的一切城市居民的特權；以前基督教徒不必服兵役，只要多納一種力役稅，如今便要他們實行軍事義務，可是，又剝奪他們當軍官的權利。小民族的反抗，三次都受「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懲罰（最後一次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對於亞爾美尼亞人的殘殺）。這種政策的目標，無非是要造成一整個兒的土耳其帝國——甚至於竭力禁止小民族學習自己的言語文字，——這種大帝國便是土耳其資本主義發展所急需的。

　　大土耳其主義的宣傳亦便根據於此。他們的理論：要從敘利亞到白史海爾[23]，從俄國複爾嘉河[24]到地中海，建築一邱爾民族（土耳其）的大聯合。其實，有些地方早已成異族經濟的基礎，他們卻想生生的把土耳其資本主義強納進去。

　　四、少年土耳其派之社會政策

　　社會問題上「少年土耳其」派根本上是極反動的。革命以前，「少年土耳其」派裡便分了兩派：一派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派；一派是狹義民族主義的守舊派。守舊派的首領在國外是黎若（Risa）[25]，在國內是納齊摩博士——實際上是統一進步會的中堅。他們看見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經驗，嚇得不敢談起私有制度的變更，「革命只是政治的，千萬不可以變成社會的。」「少年土耳其」派得到政權之後，果然，立刻便竭力否認土耳其有社會問題。就只農地問題上在馬其頓地方稍微有些改良，還是利於地主的；再則，便是歐戰開始的時候，頒佈了幾條法律——允許法人公團享有田地和定了估定地價的規例。除此以外，什麼社會問題都不准討論。社會主義者符臘霍夫（Vlahov）在第一屆國會提出擴大農民享用田地權的議案時，內務總長聲明這個問題不能討論——因為《可蘭法典》禁止干涉地主與農民的關係。這種反動意見常常得國會全院的贊同，不問議員中平時的派別。

　　勞動問題上，「少年土耳其」派的反動性亦是如此。當一九〇八年革命的時候，史湯蒲勒[26]及史美爾納等地方的工人都行同盟抵制及同盟罷工，反對西歐資本家和蘇丹，贊助「少年土耳其」派的革命。可是，「少年土耳其」派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之後，便將以前和工人及手工業者的一些兒關係完全斷絕；一方面根於他們資產階級的天性，別方面受外國資本家的逼迫教唆，對於工人簡直大施虐政；第一屆國會裡便通過禁止工會的法律。隨後一切罷工，都受鎮壓，簡直拘捕罷工首領，用軍警屠殺工人。

　　農民問題上，他們既然不能除地主制的惡弊，勞工問題上他們又壓迫工人；「少年土耳其」派的資產階級性已經顯然可見。他們設立了國家信用銀行，許多官商合辦的公司，大大發展投機事業。土耳其的軍國主義，革命之後日益加厲（軍費占國家預算百分之三十七），亦仍舊是因為積聚資本的來源，在於濫借外債和購辦軍需中的回扣及賄賂。此外，虛額領餉亦是軍人資本主義化的一種原因。

　　「少年土耳其」派既然只代表土耳其的幼稚資產階級，實行反動的狹義的民族自大主義，鎮壓基督教徒的資產階級和農民及工人，他們便不得不與反動勢力的回教的神權階級合作。於是發現所謂大回教主義——真是民族自大主義的好工具，亦就是軍國主義的護身符。君士坦丁重新出現「回教統一會」、「大回教主義會」等，四處派傳教師到印度、菲洲去宣傳，鼓動民族的宗教的惡感，釀成毆打屠殺異族人的種種慘劇。

　　五、歐戰後土耳其之國民革命及其政黨

　　歐洲大戰之後，統一進步党（少年土耳其）已經消滅了；他們的首領都逃亡外國，而普通黨員卻融化成了國民黨（Nationalisfm）。國民黨的社會成分是甚麼呢？——他的資產階級性是明顯的。

　　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已經是土耳其資產階級的興起。革命之後，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又穩固了些，一班胥吏式的智識階級都圍繞著他們。歐洲大戰中，土耳其一方面與西歐各國隔絕工商業的關係，別方面軍需的購買運輸又大大的增多；土耳其的工業家及大商人，都在澈底的剷除希臘及亞爾美尼亞人的資產階級的勢力，——所以他們，土耳其的資產階級，已經得到很鞏固的經濟基礎。

　　歐戰四年中，土耳其資產階級所接觸的只是德奧資產階級。可是德奧資本家所經營的，純粹的吸收原料和運輸軍需品的勾當。所以德國人在小亞細亞大發展其煤礦和煤油礦，建築罷葛達德鐵路[27]——純粹為軍事用的，其餘便是兵工廠等。德奧的軍國主義化，使土耳其對於他們不成其為一種銷售工業品的市場，而只是軍需品之製造及取納的場所；於是土耳其自己的工業便得著發展的極好機會。譬如紗織、制履、家具、衣服等小工業都有相當的發達。雖然戰事對於經濟的惡影響也曾波及土耳其國內，資本缺乏、技術程度很低，——然而「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保護關稅政策，已因歐戰而得施行；這期間土耳其資產階級的發展是無可疑議的。總之，土耳其本國工業的發達，商業機關的擴大，為政府經營食糧及購辦軍需——凡此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發生的原因。

　　農業方面亦是如此；戰前土耳其的大農業不能發展，因為有美國和俄國的食糧輸入，競爭太劇烈。戰事一開，大農地主便獨佔了國內市場。同時，因為牲畜的減少及租稅的加重，小農及中農都逐漸無產階級化，而田地便集中到盤剝重利的富豪或地主手裡去。於是發生一種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富農，販買食糧的大商人，大半是包辦軍餉的。

　　塞佛爾和約[28]重新使西歐資本在土耳其取得霸權，而且使土耳其的亞爾美尼亞及希臘人做他們的商業代理人。自然，這種政策要引起剛剛鞏固的土耳其資產階級的大反抗。戰後發現的土耳其國民大會及昂戈爾會議[29]的代表，商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胥吏式的智識階級占百分之二十，回教師占百分之三十，半無產階級的份子占百分之二。他的資產階級面目是很明顯的。

　　可是，他這種成分，也就是土耳其國民運動政治上散亂不定的原因。昂納托利亞地方到處都組織「民權保障委員會」，確實是強有力的機關，而且是資產階級獨裁制的機關，聯合社會上某幾種階級。這種國民運動，還絕對不成其為政黨，不過是許多純粹資產階級的政團的暫時的結合。

　　國民運動的首領基馬爾[30]將軍常常說：「分成黨派是危亡的先兆。」——他唯恐內部起政治上的分化。然而民權保障會裡包含著商業資產階級、農業貴族和神權階級——已經含孕各種不同的利益和互相衝突的政治傾向。

　　土耳其國民運動的開始，他的政治上的方針其實和「少年土耳其」派差不多的溫和。《世界裁判前之土耳其》一書（La Turquie devant le Trilbunal Mondial），可以代表國民運動派的政綱，他說：「少年土耳其派同化小民族的政策是很正當的；不過少年土耳其派太不接近小民族；同化政策只要有極寬泛的自由主義與之相伴而行。」對外政策方面，國民運動派最早也是很溫和的。——他們想美國幫助，「主持正誼」。直到君士坦丁國會解散之後，要引起民眾實力的自衛，國民運動派方才開始左傾。

　　國民運動的領袖常常說趕緊要改良民生，甚至於說到社會革命。報紙上往往論「民權保障會」是和俄國蘇維埃相同的。他們並且竭力聯絡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派，如「綠軍」及「哈勒絮摩臘」等團體。（「綠軍」和「哈勒絮摩臘」其實是一個團體：前一個仿佛是社會黨，後一個是他在國民大會裡的一系（traction）——大都是農民、手工業者及智識階級。）

　　哈勒黨雖然主張改良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然而決不是社會黨。他們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甚至於是帝制主義者，——因為他們與回教及蘇丹制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的首領便是著名的大回教主義者漢都拉·蘇白希（Hamdulla Sybhy）[31]。可是他們的黨綱卻能把大回教主義、狹義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甚至於那自成其為一種的民生主義都混淆一起。對於社會問題，他們的觀點是：「本党根本的目的——為平民服務，務求普遍平等的福利，擁護他們當得的權利。體力及智力的勞動者——農民、工人、智識階級、手工業者、教員、胥吏及下級雇員——這些人是人類真正的服務者……」對於經濟上的對外政策很有意思：「外債和租界都是侵蝕無權力無自由的平民的，簡直是一條鎖練（賣身契），而且使資本家的剝削得以侵害並統治平民。」政治上的綱領便是各地方民選議會，議會主席就是當地的行政官。經濟政策，便是「均無貧」三個字——沒有地的人，由政府頒發田地。其餘的條文都是社會空想家的烏托邦。可是，最有意思的，便是這党的領袖承認這些政綱都是合於回教的旨的（因為土耳其沒有孔教）。

　　國民運動派竭力利用哈勒黨是很明顯的事實；他們利用左派鎮壓反動的右派氣焰。同時，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共產黨也成立了。國民運動派最初利用他，隨後自己竭力到無產階級中去宣傳很激烈的主張，想用這個方法奪取共產黨在民眾裡的信用。基馬爾最初對於共產派十分表示好意，他寫一封信給土耳其共產黨首領蘇白希說，「為救國起見，不能不預先防止過分激烈的要求，恐怕要損害國民的統一和對外的抵抗力（階級鬥爭足以破壞國民革命）。因此，土耳其國民大會謹慎和緩地在這裡實行社會革命呢。」雙方策略上雖然不同，基馬爾始終請共產黨派代表團加入國民大會主席團；還聲明自己在原則上（主義上）和政見上完全與共產黨相同。不久，國民運動派竟設了一個「官辦共產黨」——大約是故意要破壞共產主義的信用的。官辦共產黨表面上說遵從第三國際的政綱，卻同時承認回教亦是社會主義的根據——因為「共產主義是宗教的道德的行善主義」（因在土耳其沒有孔教，否則……）。這一官辦共產黨的黨員是政府派定的，——大半是大商人、工廠家、著作家，如摩哈埃定（Muhaedinbey）等，向來否認土耳其有社會問題的！

　　國民運動派對於左派——哈勒黨和共產黨的好意，一直到他們自己地位穩固和戰勝了希臘人之後才變更的。戰勝了希臘，國民運動派漸漸有和協約國妥協的趨勢，便想各種方法摧殘左派。一九二一年初，忽然說哈勒黨謀叛，因此便解散了他。同時對於共產黨也實行通緝；蘇白希一家和幾位重要的共產黨領袖逃向西部，就此失蹤，大概是被人推墮海裡淹死了。

　　於是，所謂國民大會便日漸右傾，竟成了軍政國家。據一個基馬爾派的軍官說：「直到如今，昂納托利亞的民政，甚至於國民大會，都沒有訓練，沒有紀律，大家不明白國家的公共利益。……所以基馬爾要委任強有力的軍人（菲夫齊）做昂戈爾國務會議的主席。」

　　國民運動派原來的社會主義，改善民生主義，到此便不談了；仍舊又回到大土耳其主義和大回教主義去了。這是因為「少年土耳其」派又重新活動起來；當初昂戈爾地方不許他們居住，可是各省及鄉間他們都有極大的宣傳；等到一九二二年春天，內閣改組，「少年土耳其」派居然在內閣裡得了四把總長交椅。

　　民權保障會本是自下而上地發生的，現在都消滅了，卻變了軍政獨裁的統治；最初很模糊的民族主義與革命的社會主義相混淆的口號，如今也拋棄了，卻變成了純粹資產階級的黨綱。——戰勝希臘及統一土耳其時的國民大會政府的性質，便是這樣。

　　六

　　昂戈爾國民大會政府的政策，照上面的情形看來，決不會是很果決的、很一貫的。固然，國民大會曾經有沒收回教教堂的田地、鐵路國有、普及教育等的政綱。然而實際上國民大會的立法，僅僅決定了：叛國罪的意義及懲罰、國民衛生條例、禁酒條例、赦免法以及取消或否認君士坦丁政府的行動等的法令。至於真正的社會政策，可以說絲毫沒有——雖然關於這一項的法令多至三百八十種。

　　土耳其國民政府已經經過了兩個時期——就是上一節所敘由左傾而右傾的過程。

　　舊時代的土耳其政制本來太集權，而且官僚制度的流弊太多。國民政府初興時，便首先打破這個集權制（一九二〇年）。國家組織以鄉村為單位；每村選一民權保障會，這村委員會以次遞選上去，直到國民大會的主席團。各級委員會在自己區域內完全有統治權，同時服從上級委員會。土耳其人每每喜歡拿民權保障會和俄國的蘇維埃相比擬，殊不知道，蘇維埃選舉有產業關係——工廠選舉或工會選舉；而且俄國的召回權完全屬之于選民。

　　等到國民運動派的地位穩固了之後，這種革命式的政制，簡直漸漸的消滅，官僚制度又復興起來。一九二一年一月裡在國民大會通過的根本法，限制各級委員會的職權，對外政策、國家經濟、內務、軍事全都歸中央直轄；而且各省長官也由中央委任；再加上中央監察官制——簡直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集權的官僚制度。這便到了國民政府的第二期。

　　政制改變之後，地方上的政權完全到了資產階級之手——富豪巨商反成了「國民運動」的中堅。最高的立法權及行政權完全歸之于國民大會，「根本法」上說明只有國民大會能制定法律、改革政治，而且必須「根據《可蘭法典》及民法，以時代潮流及民眾生活為標準。」國民大會每兩年選舉一次；選出後再由國民大會選舉內閣。

　　土耳其現時的財政，仍舊是很窘。——戰前每年有虧，因此借了不少外債。國家的經常收入，有：什一稅、地稅、牲畜稅、所得稅等。軍役稅曾經廢除過，現在又恢復起來，只利於資產階級罷了。什一稅的包稅制也曾廢除。——國民大會曾經把這一種定作地方稅，歸下級民權保障會管理，可是不久又恢復了原狀。其次，便是關稅，——收入卻很多，對外貿易的輸入稅率定得很高，——這是因為參加歐戰的原故——稅則大約是值百抽三十。至於特別收入，就是賠款和愛國捐。國家支出的現狀，可以看一九二一年國民大會上通過的預算表：

　　

　　海陸軍的軍費幾占全部預算之一半，——防禦帝國主義的進攻時，固然也不能不如此；可是憲兵及警察費也三倍于教育費，其餘各部所得更少，簡直不能有絲毫發展。

　　經濟政策方面，國民大會竟能禁止外貨的輸入——只准原料、機器及半製品輸入，土耳其資產階級因此得獨佔國內市場。對於農民的租稅，卻絲毫沒有減輕，——至於農地問題更沒有能解決。

　　土耳其的農地問題（agrarian question）是很奇怪的，——「少年土耳其」派和「國民運動」派都說土耳其沒有農地問題；「差不多已經是共產主義了」！亞洲土耳其總共有一，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羅米突田地，其中只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羅米突是已經開墾的。——只有十分之一[32]。可是，荒地雖如此之多，農民卻盡著做人家的佃戶，做國家的佃戶。國有田地非常之多，私有田地確是很少，尤其沒有大地主。然而：一則國家（政府）對於農民的關係簡直和農奴制差不多——力役、物產稅、額外徵收，都是農民負擔的；而田地的移讓、承繼，甚至於耕種使用，都很受限制。二則農地立法上並沒有斷絕產生大地主的可能，至少可以由富豪承租國家田地——現在已經有這樣的現象了。至於小農所使用的田地，卻都隨時可以受政府的剝奪的。歐洲大戰，英希的武力干涉，使農民喪失了不少牲畜和農具，完全用於軍事；農民大半無力繼續經營自己的經濟，——於是，失地失業的農民一天一天的多出來；佃戶多而小地主少，也是因此。

　　最高國民大會曾經下了一個「自由墾殖令」——沒有人種的田地，農民得自由使用，不用出錢給田主；法律上不動產的規定也變更了些；貧農得無代價的砍取林木等的法令也頒了好幾種。然而這不是積極的解決農地問題，卻是消極的避開他。同時，牲畜稅增加了五倍；印花稅以及其他間接稅，增加了三倍，——農民生活狀況的惡化是顯而易見的。

　　土耳其以一「半自然經濟及半神權制度」的國家而不得不行資產階級的革命，——當然，這種文化程度落後的資產階級不會解決社會問題，以鞏固國民革命的勝利。

　　一九二二年土耳其戰勝希臘之後，土耳其國民運動派的資產階級性便完全表露出來了。國民大會政府若要鞏固國民革命的勝利，必須有贊助勞動階級的勇氣，不然呢，他和帝國主義妥協而犧牲民族及平民利益的時候快到了。

　　此篇根據克略仁（Kriajin）一九二三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做的——原文登在《新東方》第三期上。——土耳其戰勝希臘之後的政治變化，因沒有材料，所以未及詳論。

　　原載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少年土耳其党，今譯青年土耳其党，又稱統一進步党、統一進步協會。1889年成立於伊斯坦布爾。

　　[2]亞爾美尼亞人，今譯亞美尼亞，俄國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佈在外高加索中南部，也有部分散居在土耳其境內。

　　[3]克裡米之役，今譯克裡米亞之役，亦稱東方戰爭。1853—1856年俄國與英國、法國、土耳其、撒丁聯軍之間的戰爭，因主要戰場在克裡米亞而得名。

　　[4]鄂托孟國債管理處，今譯奧斯曼國債管理處，實際上是英、法、德等債權國管理土耳其財政的機關。

　　[5]托辣斯，今譯托拉斯。

　　[6]荷北，今譯霍帕。土耳其東部港口城市。

　　[7]亞黎基馬爾，今譯阿裡·基馬爾（Ali kemal），土耳其政治家，當時任Ikoam報主筆。

　　[8]昂納托列亞，今譯安納托利亞，地區名。大體上相當於土耳其的亞洲部分。

　　[9]摩罕默德第二，今譯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Ⅱ，約1430—1481），土耳其蘇丹、奧斯曼帝國的建立者。

　　[10]菲洲，今稱非洲。

　　[11]亞剌伯，今稱阿拉伯。

　　[12]摩臘德白，今譯摩拉德貝伊（Murad Bey，1853—1912），土耳其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宣傳家，青年土耳其党領導人之一。

　　[13]昂佛爾，今譯恩維爾（Enver Pasha，1881—1922），土耳其軍官、青年土耳其党領導人之一。

　　[14]尼亞齊，今譯尼雅吉（Niazi），原為土耳其軍官，1908年率部起義，反對土耳其蘇丹的統治。

　　[15]塔臘亞德，今譯塔拉特（Talat Pasha，1872—1921），早年任郵電局官員，後成為青年土耳其党領導人。1913—1918年為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三執政」之一。1921年在柏林被暗殺。

　　[16]昂納托利亞，見本文注⑧。

　　[17]達師納克察康派，今譯達什納克派或培希納格會，土耳其亞美尼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黨。1907年併入統一進步黨。

　　[18]鄂托曼主義，今譯奧斯曼主義，亦稱泛突厥主義。泛突厥主義宣揚土耳其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沙文主義思想，認為土耳其應當統治一切操突厥語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曾廣為傳播。

　　[19]蘇菲亞，今譯索非亞，保加利亞首都。位於索非亞盆地南部。

　　[20]美莎伯達美亞，今譯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底格裡斯與幼發拉底兩河的中下游地區。

　　[21]苦爾其斯坦，今譯土耳其斯坦，中亞古城之一，位於錫爾河下游、蘇聯哈薩克南部地區。

　　[22]吉普爾島，今譯塞浦路斯島。

　　[23]白史海爾，今譯巴什基爾。現在蘇聯烏拉爾山南段西坡及卡馬河支流別拉亞河流域。

　　[24]複爾嘉河，今譯伏爾加河。

　　[25]黎若，今譯裡紮或李薩（Ahmed Risa Bey，1859—1930），青年土耳其黨內的守舊反對派，實證主義者。曾在巴黎主持出版《梅什韋雷特》半月刊。

　　[26]史湯蒲勒，今譯伊斯坦布爾，土耳其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工商業中心。

　　[27]罷葛、達德鐵路，今譯巴格達鐵路。

　　[28]塞佛爾和約，今譯色佛爾和約，又譯「塞夫勒條約」。1920年8月10日，土耳其同協約國在法國巴黎附近塞夫勒簽署的和約。條約簽訂後，因土耳其人民的反抗未能實施。後為《洛桑條約》所代替。

　　[29]昂格爾會議，今譯安卡拉會議，即土耳其大國民會議。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開，決定建立土耳其國民政府，由基馬爾擔任臨時總統兼國民軍總司令。

　　[30]基馬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一譯凱末爾。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31]漢都拉·蘇白希，今譯穆斯塔法·蘇布希（Mustàfa Subhi，1882—1921），土耳其共產黨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

　　[32]按10分之1計算，前面的數字有誤。

　　(1)本文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各節都加了小標題（缺第六節標題），個別地方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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