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壓迫下的孫中山政府|瞿秋白

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壓迫下的孫中山政府

　　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壓迫下的孫中山政府(1)（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這次扣械風潮[1]的最後原因實在於英國帝國主義之陰謀。從前廣州政府對於列強並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實質上也和奉張、浙盧、湘趙[2]差不多的一個所謂獨立的地方政府罷了。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一方面右派抵拒國民黨革命化的勢力雖然緊張起來，別方面卻正因為國民黨中滲入了左派革命分子，無論左派還怎樣微弱，始終已經不是從前的國民黨。廣州政府之下左派最初的能力雖不過指揮群眾運動，稍稍增加反帝國主義的氣勢；然而廣州政府本身接近蘇俄的事實，卻大足以使英國恐慌。所以從廣州關余問題直到沙面罷工，雖然主觀方面看來，廣州政府不能算得有力的有決心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而客觀上對於英帝國主義雖還不可怕，卻已經是一個討厭東西了。

　　何以說國民黨政府還算不得有力的有決心的反帝國主義政府呢？因為實際上廣州政府不是整個兒的。廣州政府並且不能算是國民黨的——他的成立和存在完全靠國民黨首領孫中山先生與南方各色各派小軍閥的應付；所以實權並不在國民黨而在軍人。各軍擅收稅捐，自蓄餉械，大多數隻想造成個人的羽翼。這次運械問題中便有滇軍廖範[3]等與商團勾結的事實；械運到時，商團曾經想賂買李福林，偷卸上岸。

　　何以說客觀上始終英國帝國主義看著廣州政府是一種反帝國主義力量呢？沙面罷工風潮便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國民黨左派份子的指導、堅持，著實使英帝國主義受些打擊。國民黨右派及中派雖然用種種方法回避公開的贊助罷工，然而普通黨員中的左派，曾經求得市黨部的名義，做很熱烈的宣傳，於是英國方面便分兩路進行：一路，勾結右派調和派；一路，趁商團運械暗中與以贊助，又自向政府告發，以挑撥商團起而推翻政府。

　　於是商團事件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直到如今政局動搖的危象，還很顯著，其形勢已經逼到如此分明：即孫中山若不反抗英國帝國主義及買辦階級反革命到底，則廣州政府勢將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國主義性成為國民黨首領主持之非國民黨政府，——這本是帝國主義的目的。

　　沙面罷工將了的時候，領事團與罷工者雙方的爭持，已經只剩得一點：就是巡捕的複職問題，國民黨及政府方面的右派居然暗示領事團，說巡捕複職之後，管理他們的權始終在領事方面，何必現時堅持不准複職呢。同時吳鐵城、伍朝樞、馬超俊等，竟說領事方面斥革巡捕之後，他們擔保收用這些巡捕，另編特別警備隊。這種破壞罷工的方法可以算得巧妙極了！而且他們對於英法巡捕，很有些歧視，因為馬超俊個人與英租界巡捕頭有些關係，等到工人覺察這種現象，絕對不信任馬、伍等的時候，馬、伍沒有辦法，便趁著商團扣械事件，拿商團威嚇工人，並且假借中山名義高壓工人。於是實際上馬超俊、伍朝樞等右派份子適成了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手裡的絕妙工具。

　　沙面罷工就此了結；可是剛剛要上工那一天，商團事件已經吵得非常熱鬧，滿城是明天開始罷市的謠言。英法領事便突然翻臉不准工人上工，要想和商團互相呼應兩面夾攻政府——帝國主義的陰謀顯然可見。

　　因此可以說扣械問題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衝突——決不是如此簡單；而且不單是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及買辦階級的衝突——卻是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進攻廣州政府，而政府及國民黨內的右派份子巧為內應的活劇。

　　廣州罷市之前，佛山方面有陳恭受的指導，已經先行罷市，要求無條件發還槍械——當地土豪所組織之民團都有武裝，威脅小商，使不敢開門。當地的政府軍隊竟不能有絲毫處置，跡近故意放縱。於是，國民黨中之革命派（即左派）極端主張嚴厲對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團預備未周，後援尚無確實擔保時，先行挑戰。政府方面，不但有軍官學校四處，共二千人，而且有農民、工人之贊助——當時廣州市郊農民協會、工人代表會都起而斥責妥協派為反革命所利用，要求解除買辦商團之武裝而武裝平民——工人與農民，其中市郊農民的農團軍原有三千枝槍，工人則可以以扣留的軍械立刻武裝起來。這種要求當然受國民黨中革命派的最熱烈的贊助。革命派說，現時商團是帝國主義的武裝，北通曹吳[4]，東連陳炯明；因械案發生之後，必然趕緊請援于兩方，所以雖然罷市謠傳很甚，而始終遲遲六七日不發，便是有意等待援兵；假使等到東江或英國方面有所動作，國民黨就只有束手待斃了。因此，應當趁早挑戰，就有人提議派人到佛山組織市民大會，工人都願意拼死奮鬥。若商團方面敢於毆殺示威運動者，便可以立即強迫商團繳械而武裝工人。革命派又提議由國民黨發一宣言，以為宣傳的方針，內容應當說：「商團軍純粹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商民尤其是店員，不應當受帝國主義的雇用。農工階級屢次受商團的摧殘，必然要贊助政府。一切國民的最正當的主張便是不但扣械不能發還，而且要解除商團現有的武裝。凡是罷市贊助陳廉伯買辦的，國民都認為民賊。」

　　可是實際上佛山雖然開市民大會，而國民黨中並沒有命令軍隊采果決手段；右派的軍人，在示威運動時名為保護市民工人，事實上卻舉槍禁止工人通過商團團部的地方——竟是保護商團。革命派所提議的宣言及武裝宣傳方法都不曾採用。過了幾天，忽然發現國民黨中央的告商人書，說得不痛不癢，仿佛政府得罪了商人似的。最後，才勉強召集市民大會于廣州；然而武裝宣傳不實行，黨員不能積極在群眾中及市民中根據革命派所擬之宣言活動，偶然的一次市民大會，勞動群眾雖然能表現他們的奮鬥精神，卻事實上沒有預備好。於此便發見國民黨中派諸首領不能負指導群眾、組織群眾的重任；並且沒有政治的眼光，不能當得革命的領袖。——勞動群眾願意贊助他們，他們卻怕群眾，不敢接受這種贊助，因而不能指導群眾，預備決心和反革命奮鬥到底。

　　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變中的關係最堪注意：商團首領陳廉伯、陳恭受都自稱國民黨右派黨員，贊助反革命及買辦階級的軍人，也都是國民黨右派黨員；遊移不定沒有決心鎮壓反革命的，是國民黨中派諸要人；決然要求解除商團武裝而武裝勞動平民的則是真正革命的生力軍——左派分子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群眾。這是罷市之前的形勢。當時的鬥爭簡直已經很明顯的是：從黨外的反映到黨內的局面。我們若分析出這一方面的情勢，對於以後政潮的變遷便可一目了然。

　　陳廉伯、陳恭受及右派軍人等是代表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勞動平民的利益。其間有許許多多遊移分子，如政府中之右派軍人，主張調和的官僚，無異乎帝國主義間接的工具；幻想維持政權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眾之贊助的中派諸要人，便間接而又間接的助長了妥協派以至於反動派的氣焰。這幾派的鬥爭便成功這一次的政潮。

　　廣州市民大會之後一天便罷市了。當時買辦階級諸叛徒的策略，第一便是放出「共產即在目前」的謠言；第二用什麼「中華民國政治定國軍」名義發出政綱，否認三民主義的意義，主張不黨主義；第三通電全省各縣商團，命令他們驅逐縣長，宣佈獨立。武裝商團，差不多完全改換便裝，到處檢查不罷市的商鋪，在團的不用說，不在團的便用強迫手段，再不成，便故意搗亂：譬如聚著三五人，帶著手槍到不肯罷市的茶店或鋪家故意尋事或假作互打；再則收買中央銀行紙幣，持向不肯罷市的店家強迫使用。他們自己盡發反對政府的傳單；而國民黨所散傳單以及其他團體攻擊商團的傳單，他們便以強力制止商家不准閱看；甚至西關一帶之政府佈告，也隨貼隨扯，不准市民觀看，常用武力驅散看眾，又派人毆打派報工人，不准市民閱報。總之，完完全全是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法西斯蒂的暴力政策。因此，許多小商人雖然不願罷市，也不得不罷，然而至多不過全市十分之六罷了市。後來因為勞動市民的反對，政府的查辦，剩得只有少數大商鋪插起外國國旗閉著大門。商團軍就專保護這些外國商鋪，反抵中國政府，以罷市勒索槍械。——這是當時顯然的景象；所堪注意的是這「外國軍隊」——商團軍的首領卻自稱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陳廉伯。可是政府方面的軍隊中間也有外國買辦的奸細，竭力主張調和，不肯盡力鎮壓商團，而託名于「和平調解」。伍朝樞在第一天便想調停，以中國政府的代表而想和假借中國商民名義，勾結帝國主義的買辦軍訂城下之盟；所謂商會，以至於善堂也四方八面的找汪精衛等以及各總司令出來說話，有以二十萬元「供獻」政府，由政府「依法」發還槍械的傳說。國民黨右派的這種行動可以說是最巧妙的反對政府的手段：他們表面上說是怕帝國主義直接來干涉，所以應當如此；實際上卻是不用帝國主義費力而由他們趕緊代為履行其政策。市民的勞動界都非常憤慨。聲言如果真正贊助革命政府，只有解除商團武裝之一法。並且各舉代表會集于省長公署，組織平糶委員會，預備收管食糧以及重要的公共消費品，使商團不能以罷市要挾，尤其要使他們不能以餓死平民的手段脅迫革命政府妥協。當時農民自衛軍及工人代表會都曾積極預備。那時候，冒充工人首領的馬超俊，唯恐革命派果斷實行，亟亟自誇可以一手辦成管理食糧事務，可是工人群眾因為他屢次壓迫、欺騙、恐嚇工人，到這時已經絕不信仰他。結果管理食糧隊，預備武裝保衛民食隊仍然由革命派完全預備妥當。當時提議須急速進行：一面實行收管米糧作持久之計，一面即刻解除商團武裝；肅清政府及黨內的反革命派，然而國民黨最高黨部中派諸要人始終找不出這樣一個決心，遷延複遷延，坐令商團和英國海軍及右派軍人勾結妥當，於是局勢便突然大變。

　　滇軍范石生、廖行超居然以武裝調停的威風提出六個條件，要政府接受五十萬元而發還槍械。——這無異是將三十年來國民革命的首領孫中山廉價出售于商團。同時英國領事通知政府說，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命令，若政府對商團開火，駐廣州的英國海軍便將立即攻打政府。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陳廉伯、范石生等對於中山政府可以說是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亦就是國民黨自己的右派黨員及軍人對於革命政府的大蹂躪。

　　當時革命派的主張是：商團槍械完全沒收，分發真正之政府軍隊及廣州之農民及工人自衛軍；買辦階級之武裝隊不准存在，另編平民警備軍，以勞動平民為根本。此外，更主張取消一切雜捐，統一財政——使作亂及反革命的軍人無所憑藉，並且真正減少貧民的負擔。再則，便是民選市長，使當時廣州市民間商民間的分化，都有政治上的表現。

　　當時商團之中早已有了分化：一部分勾結李福林的，如河南商人便沒有罷市，大名鼎鼎的藥鋪老闆李朗如也沒有「參加反抗政府的行動」；一部分已經勾結好廖範及英國帝國主義，如鄧介石等，願意出五十萬元收買廣州政府，願意使陳廉伯通電「悔過」，以保留即刻繼續活動之可能；一部分主張陳廉伯「無過可悔」，以為五十萬元太多，應當無條件發還槍械，即刻以激烈手段對付政府。於是乎右派分子如孫科等便以為政府方面不應組織工團軍，不應倡議管理食糧等政策，應急急與鄧介石等妥協，允許履行條件後從速發還槍械。然而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上（八月三十一日）早已宣佈范廖之反革命行為，不服從政府命令，並且聲明絕對否認允許調解條件。此後各勞動平民團體，尤其是在九七紀念日市民大會上，都很急激的要求解除商團武裝，否認允許條件。因此，右派的政策既與中山的聲明相左，又與民眾的要求大相違背。——當時的政府若真有決心，很可以立刻武裝平民以衛廣州，預備作戰，實行減捐民選。可是中山聲明只管聲明，而中派要人竟別出心裁想出這樣解決的方案：「最好暫時瞞住真消息，與商團之最接近政府者聯絡，再設法使商團『就範』改組，使實際上得著同樣的結果，而表面上不露痕跡。」於是這政潮的結果便成奇突的現象：

　　趁著舊市長去職，新市長未選出以前，李福林竟做了市長，李朗如竟做了公安局長。表面上是這一部分商團代表因與政府妥協而取得政權；實際上他們有了政權——一切改組商團、民選市長等條例便在他們手裡；這種妥協實在有利於反革命派。最要注意的便是胡漢民先生上臺做省長；廖仲愷一面聲明自己非共產黨員，一面仿佛引咎辭去省長。這一方面便已經確實是政府向反革命的妥協。農民自衛軍及工團軍的槍械一直沒有發出來；而槍械「依手續發還，改組商團」等消息，廣州各報盡著宣傳，仿佛是故意反對中山先生的聲明，而受中派某要人之指使似的。然因為左派及群眾的反對，不時又散佈「政府要求三百萬軍餉，商械中長槍已經用於北伐軍，令兵工廠趕造償還」等消息以亂視聽，似乎又想實現中山的聲明似的。這都是中派態度動搖不定的反映。由上看來，那想不露痕跡偷偷摸摸實行自己的政策——即避開革命的道路而想利用商團之一部分的中派，畢竟要受商團的利用，畢竟要喪失自己的政策，結局不過是仍舊承襲右派的衣缽！國民革命裡的分化在這次事變中已經看得非常清楚。還要保存國民黨歷史上的革命光榮的人，究竟願意走進那一條道路？——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單想用暗渡陳倉方法去回避革命，無論口頭上怎樣拼命的否認黨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結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於右派，或者簡直是降服於反革命派與帝國主義。

　　原載1924年10月1日《嚮導》第85期

　　署名：巨緣

　　注釋

　　[1]扣械風潮，參見本卷第621頁注⑦。

　　[2]奉張、浙盧、湘趙，指奉天軍閥張作霖（1875—1928），盤踞浙江的皖系軍閥盧永祥（1867—1933），湖南軍閥趙恒惕（1880—1971）。

　　[3]滇軍廖範，指當時駐防在廣州的雲南軍閥廖行超和范石生。

　　[4]曹、吳，指曹錕、吳佩孚。

　　(1)本文是作者為《嚮導》週報寫的廣州通訊，原題為《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壓迫下的孫中山政府》，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改成這個題目，並作了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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