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瞿秋白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1)（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特徵

　　中國的宗法社會遇著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的侵入，而起崩潰，方開始有真正的「資產階級的發展」（bourgeois development），亦可稱「資本主義的發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帝國主義開發剝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資本主義，適以自種世界資本制度徹底崩壞的禍根；中國之資產階級的充分發展本非帝國主義所能容忍，然而他既要投資投貨於中國，就不得不破毀中國的宗法社會之束縛，不得不建立相當的資產階級的關係。

　　帝國主義的侵略，割占領土，攘奪富源，投貨投資，令中國農業破產，農民階級流離失所變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農村之中起階級的分化，並造成閒空的無產階級「後備隊」，——勞動力極低廉的工人，足以應資產階級的需要。手工業受外貨的影響日就衰落，更加增多失業的勞動者；而且亦因外貨而國內漸漸形成「商業資本」，——商人漸能組織生產，發現「家產工業」（domestic industry）[1]，如商鋪散給小戶女工以絨繩洋線，而令織襪帽手套線袋等類的制度；更進而成就「工廠手工業」（manufacture）[2]，如組織手機的小工場等。至於工業之中，外國資本主義最初本當力阻其發達，卻因欲行鐵路投資，且尤須採取煤鐵，非有大規模之機器事業不可，於是借款官營，千方百計自取其管理權，成就中國特有的所謂「官僚資本」，實際上是外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然而機器既已輸入，引起中國資本發展的自然要求，卻反因與之競爭，而不得不趨於更集中的傾向；甚至於一瞬而已入最新組合企業的方法，如華商紗廠聯合會已具「新狄嘉」（cyncioat）[3]的雛形。外國資本主義投貨時能豢養一種寄生的中國商人階級，專銷外貨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國工廠手工業及工業既有片面的發達，市場之上發現所謂「國貨」，亦就造成與外貨對抗的形勢，與外國資本家對抗的商人階級；尤其是僑居外國的商人，借外國市場完成他們「資本之初期積壘」，能力更超過國內商人，更進而能與外國爭投資。固然，外國巨大的財政資本與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之間，無所謂自由的競爭，列強單刀直入逕借政治外交勢力掠奪範圍，對礦山鐵路的投資無不帶政治意味，欲使中國資本之發達逕成為帝國主義的發達，——至今滙豐銀行已能掌握全中國的金融，新銀行團[4]更想操縱全國的財政交通；因此中國雖有自己資本發展的形勢，造成稚弱的新式銀行資本，然而，一則大工業所須過多非其力所能支，二則政治投機獲利常較生產事業為大，於是也來爭嘗異味，以政治為營業，又因關鹽大抵押品都在外國人之手，始終跳不過他的範圍；然而國內經濟生活為帝國主義所拓展，內地舊式的放款（信託）事業（Credit）始終日有發展。

　　既如此宗法社會的小農及小手工業經濟日益崩壞，而資產階級的新手工業、工業、商業、信託事業日益發展。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順此發展便能敵帝國主義嗎？不能。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非由自力能漸展開及於「世界」，乃由外鑠自「世界」侵滲而入中國；非但不能如英國資本，首先開發，侵入其他各國，並且不能如東歐（俄國）資本之方出世即遇勁敵；乃是受強敵之暴力所開拓。一，對外工商業受協定關稅之限制；二，工業中所須之半制原料及機器，中國所無，為大工業國、大農業國所壟斷操縱；三，財政權操於列強，一切信託事業為所挾持；四，工業略有進步而農業反有退化之象（即為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之本性），原料食糧更受限制；五，農民手工業者破產甚多，而工廠所能容納者甚少；——國內市場上外國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商品與中國資產階級小生產的商品間之勢力懸殊的競爭，還不算在內。有此數因轉轉相乘，政治的經濟的紊亂更迭而起，帝國主義更得乘機攫取，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決無獨立之可能，更決無充分之可能。

　　雖然，有資產階級的發展，就有無產階級的形成。因物價昂貴工價低廉，在帝國主義之下雙方日益增盛，所以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實現；更因列強蠻橫卑鄙的政策，軍閥強暴殘狠的手段，無產階級的運動在極幼稚的狀態中已經逼得直接行向民族鬥爭政治鬥爭。小資產階級（小農、小商人、小手工業者、智識界）破產異常之速且烈，雖有流入兵隊轉成反動勢力的機械者，而普遍的始終不滿於現狀（連土匪亦在內）。新生的「嬰兒」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無不本能的反對外國；至於所謂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最近新起的工業家等等，亦遲早必覺著抵制帝國主義的必要。於是中國的民族運動，得最宜於組織最易有團結的無產階級之猛進，當能聯合小資產階級，督促資產階級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於與世界無產階級攜手，而促成偉大的長期的世界社會革命，徹底顛覆帝國主義。

　　二、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

　　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固然如上述之大致趨勢，已可明瞭；然因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之途徑有特異之點，自然顯露種種駁雜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也就不能不將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作更細些的研究。

　　大都社會間的變象，受純粹經濟原因的影響的，往往髮露得遲緩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響的，必更急遽。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受外鑠的，其第一步，應用近代的汽機技術，卻始於軍事；李鴻章與彼得大帝[5]所行相同，而所得絕異，此中原因暫不能贅敘；唯軍事技術的應用則同由防禦外寇而來；在中國又恰與小農破產之過程相遇，於是上則造成軍閥，下則造成兵匪。軍事技術為武人附虎翼，小農破產為武人增「炮灰」。這是第一層。對於生產上絕無良果，而適得其反，——陡然大增社會之消費。西歐資本主義要發達到製造巡洋艦不知道得化多少年功夫，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卻從巡洋艦開頭！此外，外交失敗，屢次賠款借債，更是增加平民破產的近因。

　　因侵入的經濟力太強，中國自己的經濟力太弱，若要勉強應付，不得不乞靈於所謂「國家」，這與西歐社會黨在資產階級發達已盛時要求「國有」的性質大異，其結果且不能令資產階級的政府集中資本及生產（因為並無資產階級國家），當然更不能以此口號而開社會革命之血路（因為本非勞動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紳階級，並無經濟基礎而胡亂借此官營業做無本錢生意，於是發生官僚資本之第一種；其實此種營業最初大半是路礦。礦則一半供軍事，一半供給外國，對於中國自己的生產事業所益有限，而消費卻當比擬于先進資本國，因汽機生產成本須大；路則最初亦含有「媚外的」軍事性質，雖增加國家收入，而一時並不是適應中國國民經濟的自己的需要的。歐西資本發達後方要求煤鐵鐵路，以至於進而求其集中國有，還不知道要經多少周折；而中國卻為著外人起見先開發路礦，再來溝通內地，並且逼得非官辦不可（辛亥革命雖鬧「民有」鐵路，至今中國私人資本家該得起幾裡鐵路！）固然落後的資本國，間或也有這等辦法，然實按其當地經濟情形，始終比中國此種懸隔狀態好幾倍。次則，最初一期所謂興辦實業，實在非可憐的小商人階級所能擔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歸那處於治者地位的士紳階級，以官為業的官僚階級，以及少數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辦等類的把戲；處處慣於借政權作弊，絕不能發生資產階級最初期所當有的純粹商品經濟，——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經濟力量來「自由競爭」。於是有官僚資本之第二種，當然流毒至於現在，不但不能十分組織生產，增加生產力，並且慣於與舊治者階級妥協。——這是第二層。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既然是適應外國帝國主義而非適應中國經濟生活，所以先有國內的新式交通事業的發達，以便外貨輸入，原料輸出；內地一切運輸事業隨之而興，尤其是輪船火車興旺；交通資本先工業資本而發展。——這是第三層。交通部在別國不過是國務機關之一，處於資產階級國家之下，全國資本家的經濟力籠罩得住這小小官署。在中國他卻會變成所謂一「系」——交通系[6]；可是這不過舉例而說，其實這系乃是官僚資本與交通資本的複合幻化，且其靈魂還是包辦國債制度呢。

　　這三層是中國資本主義出世時的特異之處，大足以定他終身的運命。本來中國舊時的所謂「一統江山」，並非政治經濟程度已到的集權政府。其時，各區（省）處處自為風氣，因為各有各的經濟生活，所以若有武人佔據，便可隨時互相隔離；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內」，統治全域亦較容易，不用多養兵力，——這亦因為各地方經濟力弱，只須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統皇帝勘平「群寇」之後，反當解甲兵「與民休息」。否則全國生活經濟必重行騷亂，「長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7]，清的綠營駐防，人數都非常之少，一則恐怕地方將官割據為叛，二則「天下」的財力也實不能擔負許多。——既無必要又無可能。如今既有湘軍淮軍，在洪楊[8]時屠殺十數省之後，又要加以「新軍」，要用西洋軍事技術，如何得了！全國因此雇傭軍隊的增多徵調，各省遊民已混流交匯；各省武官漸漸自立門戶，其所憑藉之武器軍隊大非昔比，——決不能再低頭做「戈什哈」[9]；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長，——他們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這可不言而喻。既如此，軍閥割據的禍根早已伏下，他們正在想乘機攫取地方政權。再則各地方士紳巨商借購軍械、借外債、辦「洋務」而自肥，漸漸覺著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種畸形發展表面上增加地方「實力」，使能剜肉補瘡支持新增的兵餉；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資產階級」，也學會了借諮議局或新式督撫和清廷搗亂，其實欲自護「利權」，卻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縛。三則交通事業過量的開發，驟然勾通國內的茅塞，毀壞對外的「長城」，真的資產階級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觸動而開始發展；國外的富商要求國家富強而資助革命黨，國內的商人初步發展便很覺著外貨的侵佔；各省經濟生活雖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資產階級受此交通先時開發的影響而偏向商業發展，組織生產的能力尚非常之小；於是因他們反對專制而久伏的動機驟發，既發而力又太小不足管理國家，不得不隨地請個武人「保護安寧秩序」。當時此種資產階級發展的程度，本不能發生什麼民主共和的運動。所以大多數資產階級反對滿清的動機，發於間接的恨帝國主義者多，而起於要求民權者少。辛亥革命為反抗滿清及列強之雙方的民族主義革命，當初是一部分失志的官僚資產階級，利用此民族主義的國內平民及國外僑商，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資產階級；其結果，平民受欺，僑商被擯；而袁世凱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資產階級，遂成軍閥統治。當初是反對鐵路官有，反對大借款，反對帝國主義；其結果，鐵路及借款運動仍舊失敗，反而斷送關鹽管理權于外人，國債增加幾十倍，帝國主義的勢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為「辛亥革命」，中國之所以成其為「中華民國」，——真是歷史的必然！

　　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狀況

　　（此節各表，西南諸省五、六、七的三年都缺，當注意）

　　

　　交通事業既徇帝國主義之私而先時開發，外國資本之影響所至，搖動宗法社會之經濟基礎，而于農業為尤甚。荒地之增加最足表其政治上（內亂）、經濟上（投貨）的惡果（表一）。再則因此種種而鄉農荒於耕種，不能加肥，地力日低；向來中國最重要的食品之每畝收穫量跌得非常之利害。豆雖然好些而又要輸出（表二），全國總共只有一·三一四·四七二·一九〇畝，荒者亦占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畝，本可逐漸開墾，而無如農民因食糧年益少收，物價反日益昂貴，往往棄田不種。自有十畝以上的農戶無不逐年減少；而且自民國六年至七年一年之間農戶總數減少二百九十余萬戶（尚當除去西南二三省）；農民的受兼併破產失地的景況真正可怕。帝國主義所當有好影響於農業的，當推棉田、桑田、茶田，因其為中國輸出品之大宗，或為原料，或與製造品有關的，——尚且因有其他殖民地，或農業國之競爭，也不能興盛。再則官僚巨商剝削內地農民，都移資墾殖內蒙古，——農業中畸形的不相調洽的狀態日益顯露。加以政治上的總原因，一總不能發達。中國為國際的殖民地，列強你牽我拉，弄成關稅協定，門戶開放的局面，戰禍連年，無可用其保護獎勵政策，——所以結果如此悲慘！

　　

　　農產製造品如糖煙酒等，其製造戶數逐漸減少為通則，製造人數減少亦是通則，手工業者的失業日多，由此可見。因有外貨競爭，每年所制出品的總數量總價值，也都年年低落。唯煙則價值略增加而已，但煙因加稅且為奢侈品，故輸入相競尚能支持。油本為出口大宗，出口仍日增，而出產總額不見加多（表三）。中國自己消費者的命運又如何呢？

　　

　　此等實業，統計表皆注「戶」數，系規模很小的工場（家庭工業）。至於新式都市生活中所須貨物，卻與此舊有手工業的命運相異。然都市生活發展，農村卻落後無力追及，亦是自然之現象。中國資產階級幼稚，不但不能進而大有改革於農業，並批發定貨等組織方法亦極不完備；農村如此落後也就難怪，都市生活所日常需用，或日益發推廣途的貨物，如紙、磚瓦、火柴等，有的能支持原狀，僅見停滯，或遇競爭而時起時落；有的因需要甚多，暫時外貨不能供給，遂得略略發展（表四）。然大小懸殊，國貨與外貨競爭雖能片面的偶勝，而一切稍精的材料又往往須向外國採取，因而為所操縱。其實自己有原料，反待運出後制就熟貨再輸入，——此種現象是中國工業中的常態，火柴等類乃是新學「西洋式」的消費品，所以原料一半仰給外人而已。況此類工場之外，已有較大的工廠（未列入表）與之競爭，所以工人確有集中的趨勢。

　　

　　本來此種發展僅是最初期一小部分現象，若是經過帝國主義層層開闢，交通十分便利，再加以協定關稅，中國手工業及小工業只有日就衰落。況且以全體而論，中國之小工業及手工業，自辛亥革命添了國外公債重稅之後，凡與宗法舊社會或小農關係較密切而不能適應競進者，無一不趨於衰落。中國資本主義之出世便受歐美大生產的擁推擠軋，資本集中工力集中的趨勢，當非常之速。若資本稍微薄的，就不能久持，較之西歐資本主義的途程大異。所以小工業若僅顧小地方，不遇外貨競爭的，甚至僅及於鄉村外縣，于帝國主義因居民購買力尚低不用侵入之處，去專賣劣下廉價的貨物，反而容易維持。否則便要有規模很大的工業，即汽機生產，方足以試與外貨競爭，農業中整理改良原料的企業亦是如此，至於那半大不小的新式農場，則敵不過外國人幾萬萬元的大批發，起碼可以收括兩三省小農的原料；小規模的農場成本反貴，所獲「不痛不癢」——又不夠幹大生意，又划不來幹小生意！——然而始終比在工業之中與外國資本相鬥，要容易些，——農業之中只有互競，而且戰場較廣，外貨必系工業品居多而農業品較少，至少於最初一期必是如此。然此少數之農場在中國小農經濟之大海中不過一粟而已。所以中國農業公司之發達，暫時沒有多大的意義。

　　觀下列三表可見：一，企業中資本的集中程度已經很高，——民國七年三十三個一百萬資本以上的公司總共有已繳資本金一萬零一百萬元餘，占九百五十六個公司共有全國資本總數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表六）；二，一百工人以下的工廠逐年減少，工力的集中很快（表七）；三，商業公司的公積金增加之速度遠過於農工業，其公積金與資本金的比例數也遠過於農工業（表五）；四，大企業的發展較小企業（上述的手工業、小工業等）為穩定，資本集中之總過程非常明瞭。

　　

　　列強資本主義先入中國市場，然後才發生中國的資本主義。真正大工業在中國可以說絕無；處於如此強大的世界資本之政治的經濟的鉗制之下，方當做世界資本的銷貨市場及原料之來源，工業如何能發展！然而資本集中律仍極準確的髮露於國內經濟界，足以見其竭蹶爭先的苦況，不足以言樂觀。況且這還不是能抵禦帝國主義的力量，僅僅能壓倒國內小資本家而已。此中工業資本在帝國主義所佔據的中國市場裡，不過滄海一粟，對於國民經濟中之生產，所能有的價值還很輕微。卻是商業資本，數量上雖比工業資本小（亦僅在大企業中），而他的作用卻比工業資本大。工業資本在中國要能起而與外國資本對抗不是輕容易的事。（民國七年之間，據統計每年紡績工廠出品雖稍有增加，然始終不過五千幾百萬元；而外國棉織物的輸入總在一萬萬元以上。）商業資本因無強大的國內工業，他所經營的不是批發外貨，就是躉買原料以供外國資本主義；他這種大商資本亦許很要加入工業，但因外貨佔據市場，不得入手，況且中國商業，在帝國主義之下做中介人，利潤高於工業。同時他又能結合聯絡全國小商小農（比要實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容易得多）；而且能牽動全國經濟的脈絡，令地方的小商業亦隨之發展。然而大商接近帝國主義，依賴他的「提拔」，資本流通能周轉得很裕餘。每年海關輸出輸入總額的增加足見此商業資本的中介作用，早已促起內地小商階級搜括全國，力謀自肥。實際上呢，每年輸入超過的虧損只能落在小商階級，而大商階級資財較厚，周轉較大，難得吃虧。小商受虧又即轉嫁之于消費者。國內的商業資產階級之外，還有國外的商業資產階級，應當特別注意的。僑商的發展其經濟力，比較的與西歐最初的商業資本相似，所不同者，乃在於他出國「覓富」時，卻已遇著世界先進的資本主義；再則國內市場已為帝國主義所開闢，輪不到他發財後再回來組織生產而漸進於工業資本。雖然如此，他沒有染著內地資產階級初發展時的官僚色彩，究竟經濟實力較高一籌。民國七年統計，華僑商會會員總數二萬一千餘人，而商會收入總額有三十萬餘元。國內商會會員十六萬二千餘人，而收入總額只有一百五十余萬。可見僑商的富力強于國內商人。他們直接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統轄，民族的覺悟也勝於國內商人。

　　

　　雖然，國內小商階級既有相當的發展，舊時的信託事業（金融資本），亦必隨之而益盛。他的收集國內資本，能深入內地，供給小商業，各就其小範圍內運用，比新式銀行之收集國內資本反而快，信用反而好，且發行紙幣額亦很多，是證國內市場之漸擴大；並且資本日增而錢莊日減，本集中的現象亦明顯。可見真正中國自己的資產階級確在「資本之最初積壘」過程中。新式銀行的資本，應歐洲式都市生活之需要而起，然實不能周轉於全國的大市場，更不能供給工業，只能利用分行經營商業投資，吸取官僚的存款；其中一部分，則專營投機事業，買空賣空，甚至於以政治官職為投機目標。在各省會等處，便造成地方的財閥，勾串軍閥，在中央便包辦政治性質的內債，作政治的投資。其實此種「財政資本」大半與以前的官僚資本及現時的軍閥有關係，他們一部分的營業常帶有政治色彩，所以信用不振而仍在爭相開張，——歷年此等銀行之資本總數並不增加而行數反日益加多（表八）。然而總觀起來銀行業既不發達，而錢業規模尚甚小，零星散漫得不堪。

　　綜觀上述，可見：一，小農破產失地，特種農產原料稍有發展，大農經營已開始。二，舊式手工業衰落；新式手工業雖有集中發展的趨勢，而很苦於竭蹶爭先。三，工業雖日趨集中而發達有限。四，小商業發展而漸受操縱于大商，失其獨立；大商業發展最速，然亦更依賴於外國資本，國外僑商卻較國內商人更發展。五，舊式信託事業集中發展，而新式銀行事業富於投機性質。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如此。此種發展之特性，乘最初一期之流毒，乃在於：一，商業偏畸的發達，工業進步速度的較緩；二，手工業中的兼併，農民破產與工廠吸收工人的能量相差太遠；三，生產事業如此之困厄，不生產事業如此之過度發展，弄得有「資本」而無生產；四，此三種不調諧的現象使「多餘的」資本作政治投機，使「多餘的」工力變成兵匪。於是不但軍閥統治愈穩固，而且更促成內亂戰爭，戰爭回轉來又影響及於經濟，轉輾不已，而生產事業更衰落。再則帝國主義於此期中又更側重于財政權的攫取，暗助內亂以遏中國的生機，——於經濟競爭之外助以政治手段，因此中國革命後之政治現象當然紊亂不堪。

　　雖然如此，上列各統計表中民國四、五、六、七年工業及手工業部分的發達正在歐戰期間，——元年至三年卻盡見衰落，——這是一大關鍵。歐戰起於殖民地問題，帝國主義因爭殖民地而戰，卻令殖民地偷得發展之機會，所以中國雖處於如此窘迫擾亂之下，那幾年仍見發展。

　　四、國內民族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之衝突

　　歐戰既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創钜痛深，弄得歐洲經濟糟不可言。戰中得利的只有美國、日本，其次就是英國。他們正要恢復其經濟的威權于中國——現時唯一可能的市場。中國工業既在歐戰期間稍有發達，而戰後不久就遇著更強的經濟侵略。於是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之間漸起劇烈的鬥爭。

　　東南大學農科的王善佺引用下列的表說：

　　

　　「觀上表而知（一）吾國棉花不敷本國紗廠之用，甚至有一百六十余萬擔由印度及美國輸入。（二）進口棉花逐年增加，迄今超過出口棉花一百余萬擔，約合二千萬兩。以今後之趨勢觀之，將來中外紗廠逐年增加錠數，則需給尤不止此。然目下各紡廠已感棉花缺乏昂貴之苦，而營業上大受妨害矣。

　　夫紗織事業為吾國惟一之實業，自民國六年至今，錠數由七十萬突增至二百萬，資產由二三千萬突增至一萬萬兩，欲抵塞每年棉貨進口價值二萬萬兩之漏巵，胥賴紡織斯業之發達。而今紗廠營業挫折，至於減工停工，棉荒實其最大原因，是誠實業最大之危機也。今者政府有禁棉出口之議，此舉不過圖補救目前，但有外交上條約之關係，或未必可以實行。……現時吾國紗廠，因人工及營業之關係，多紡粗紗；但將來必趨於紡細紗之一途。據紡織專家陸輔舟之推算，吾國今日欲言紗布自給問題，至少須增錠數至四百萬枚，其中五十萬包紗為細紗，須用改良棉一百七十五萬擔。惟細紗之原料吾國最為缺乏，現時仰給於美國，自民國九年以來，美國棉輸入突增，由數萬擔一躍而至五十余萬擔，此亟宜設法補救者也。……」

　　於此可見紗廠挫折，一面由於外貨重複增加，引起中國幼稚工業的恐慌，——每年還有四百萬錠以上的紗輸入；一面因中國工業技術之低而逼得購外國原料，——粗紗的原料輸出，而細紗的原料輸入；同時還有外交上的壓迫。中國工業獨立充分的發展，那有可能！況且戰後中國農工業中，都要遇著世界資本的「困獸之死鬥」。美國移殖資本於中國的欲望最高。中國不生產的資本正須移入生產事業；卻又遇帝國主義勾結官僚資本提倡中美合辦，中英合辦，中日合辦等把戲。

　　戰後工業之中既起如此的變化，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遇見非常之大的障礙。於是中國經濟之反抗外國資本，必不可免。中國經濟的獨立必須發達工業及大農經濟，消滅商業偏畸發展之現象，得達此目的必須政治的獨立。

　　五、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無產階級的勝利

　　中國實業要求發展而抗帝國主義，即必須有政治的獨立；如今再一察能爭此「獨立」的社會力量。——此等力量亦正養成於資產階級發展之中。

　　軍閥財閥（官僚資本）勾結帝國主義，擾亂經濟，為資產階級的發展之直接障礙，當然不能為中國爭獨立解放。資產階級之中，大商階級依賴外國資本，每每易於妥協，或者想一個軍閥來統一太平，以應其經濟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國勢力驅逐軍閥；海外僑商則受外國直接壓迫，比較的革命些；至於小商人雖然能力太小，卻因所謂「國貨」的發展，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很普遍；新興的工業階級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勞動階級之中，農民處於半自然經濟的社會裡，雖然日漸破產，困苦顛連，而自己不見仇敵，始終有鬱勃不平的傾向；無產階級因商業交通偏頗的發展，運輸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僅是苦力搬運夫，沒有受大工業的組織訓練；手工業、小工業居多，工業中的無產階級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脫宗法社會思想的遺毒；然而始終有一部分：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績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此中凡能反抗帝國主義的勢力，自然傾向于聯合，起而顛覆帝國主義。

　　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導源於帝國主義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為帝國主義的對抗力。這些對抗力之中，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現時只有民族主義的覺悟；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外國資本的侵略卻正在日益加緊，自然而然促成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勞動階級的革命運動之第一步，在中國現時經濟狀況之下，便表示於民族主義運動之中；然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運動，更非有勞動階級的革命行動不能成功。此「最後之市場」——中國，若能奮起，世界帝國主義必受非常之打擊，而世界社會革命乃不得不爆發。

　　原載1923年7月1日《前鋒》第1期

　　署名：屈維它

　　注釋

　　[1]家產工業，今譯家庭手工業。

　　[2]工廠手工業，今譯工場手工業。

　　[3]新狄嘉，今譯辛迪加。此處是法文syndicat的音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一種主要形式。

　　[4]新銀行團，見本卷第67頁注①。

　　[5]彼得大帝（Алексеевич ПётрⅠ，1673—1725），即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在位期間，對內曾進行一系列改革，如興辦工場，發展貿易，建立正規的陸海軍，加強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等。對外多次發動戰爭，推行擴張政策。

　　[6]交通系，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梁士詒為首的官僚政客集團。清末，梁士詒任郵傳部鐵路總局局長，把持交通事業，並以交通款項成立交通銀行。辛亥革命後，梁士詒先後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及交通銀行總經理、署理財政部次長等職，自成一勢力系統，被稱為「交通系」。

　　[7]府兵是西魏時建立的一種兵役制，軍士由各級將領統帥，另立戶籍。唐朝也行府兵制，兵士平時務農，農閒操練，徵發時自備兵器資糧，輪流宿衛京師，防守邊境。唐玄宗時，因兵士無力自備兵器資糧，府兵制已名存實亡。宋朝將強壯士兵留守京師，稱禁軍，弱者守戍地方，稱廂兵，實際上已不行府兵制。

　　[8]洪楊，即洪秀全（1814—1864）、楊秀清（約1820—1856），均為太平天國革命領袖。

　　[9]戈什哈，清朝高級官員的侍從武弁，簡稱「戈什」，滿語「防衛」的意思。

　　(1)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個別地方有修改，並加了小標題。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選集》收入本文的第一、二、五節，這裡發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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