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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


  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1)(一九二三年二月)

  羅素論先進國之社會主義說:「若大英欲恢復其從前獨立之地位,並使其力量有時足以拒絕美國大資本家之要求,則必謀合德俄兩國之富力,緩和歐洲列強相互間反抗之態度,于匈牙利、南俄及美索波達美亞[1]等處,另辟糧食接濟之來源;更須力謀造成『歐洲之合眾國』。凡此均為工党應取之正當政策。要知美國之資本主義,較任何地點均為強盛,故脫離美國之羈絆,實為進化之第一要件。……吾人當考察工業文明之將來時,必視世界之階級戰爭為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門戶也。……苟非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動搖,而欲世界免于完全崩壞,直無希望可言。……」

  固然,以工黨政治上的標語而論,此策未始非在野工党所應取,然而羅素要反對「階級鬥爭」。其實「國際間的階級鬥爭」,若客觀上既必不可免,則必有國內的階級鬥爭,與之對抗,破壞方能較少。羅素不欲工人階級獨立執政,請問歐洲之「社會主義合眾國」如何而有?其結果所得,至多是「以大英為中心之歐洲的國際帝國主義」。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尤其非以美國之「國內的階級鬥爭」破之不可;既此也至少可截短美國以資本國之資格來攻擊「無產的歐洲合眾國」之戰爭;又必美國及各國無產階級乘機取得政權,方能完全消滅世界之資本主義。並不是無產階級格外愛鬥爭,而是資產階級不容你不鬥爭。今羅素並國內的階級鬥爭而否認之,請問何以出此「末路」?伯訥蕭(Bernard Shaw)[2]說得好:「我怕我們『白色的私有者』(資產階級)不經鬥爭,決不輕讓;……就算勞動黨在國會之中有六百票也沒用。」工會勢力如此之弱,勞動黨的能力,難道能於未革命前,實行羅素的政策麼?即使勞動黨能執政,若不經階級鬥爭而行無產階級獨裁制,資產階級也決不容忍你們來從容不迫的行「社會主義政策」,——歷史的明證多著呢!你怕犧牲「世界文明」,資本階級卻不怕犧牲你呢。——請放眼看一看現在的國際形勢,難道不是如此?

  羅素說:「美國之生產制度,大可付以國家資本主義之稱,其異於社會主義,只有兩點:一則此為貴族的,二則此制度之運用,系為操縱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會之利益。其與布爾塞維克派在俄國所欲創造之制,僅於此二點略有所不同而已。」誠然!美國之社會主義的物質的基礎,確已成熟,只因有世界殖民地的洩氣洞,所以此一蒸氣鍋,尚未爆裂,「卻不在他信仰不信仰」!若世界的經濟有理想上之發展,則必先於殖民地上革命的勞動平民振興其本國實業時,排斥美國資本家之投資勢力,總則能作「世界的大翻」令無產階級執政,而資產階級受治。然後有世界經濟互助之可能。或則美國的經濟生活中,因無產階級真能得階級的覺悟,令群眾心理變成物質上的能力,積極形成此國內階級鬥爭之勝利,——不但美國,且波及各國,以至於殖民地。總之,只有「革命」,方能縮短此「社會主義嬰兒」之難產時間而減少其痛苦。

  羅素所論,固然也多精到處。然而他竟以為布爾塞維克所「欲創造之制」僅是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已是一大謬誤。況且他既承認俄國現行之國家資本為平民的為社會之利益的。他卻又否認革命。不知道,俄國之「平民國家資本主義」正由革命而得來。

  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決非貴族的,而是蘇維埃的;如知蘇維埃之意義,便可以瞭解此政治上的「突變」之價值。至於社會主義經濟上的完成,仍在「潛變」的過程內。故共產主義:(一)自階級鬥爭至社會革命——以時、地之經濟現象及階級覺悟為標準,而定其急激之程度——足為革命的原則。試問,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者,真覺悟自己的階級利益時,當戰爭之際,資本家何從取得製造殺人工具之「牛馬」,又何從取得殺人之「活工具」?那時何來國際間的一切戰爭?社會革命何至於絕對的破壞工業?(二)以無產階級獨裁制及有規劃的經濟——為政治上的原則。(三)以民主的集權制及聯邦的自治制互相為用——為行政上的原則。(四)以社會活力為社會運動,為振興一切社會事業之原則。凡此都以各地各時之經濟現象及階級覺悟力為標準,而解決其實行時之一切問題,例如美國,難道還要待共產黨來,方行國家資本主義!如中國,難道能立刻行無產階級獨裁制?本來決無死板的烏托邦玄想的夢魘;而有最終的一致不變的目的:——經「社會主義的城鄉生產品之正當交易制」,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至於俄國現行之國家資本主義,僅僅是經濟上的過渡制度,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也僅僅是政治上的過渡制度而已。

  原載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美索波達美亞,今譯美索不達米亞,為伊拉克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的沖積平原。出產石油和小麥。

  [2]伯訥肖,即肖伯納(一八五六——一九五〇),愛爾蘭作家、文藝評論家。主張用改良、滲透、漸進的方法改造英國進入「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主張社會改良主義,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罪惡。

  (1)本文是作者對羅素的《先進國之社會主義觀》一文所作的評論。羅素是英國資產階級哲學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曾到中國講學。他的文章刊載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十日至十三日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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