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關於整理中國文學史的問題

關於整理中國文學史的問題

　　T.ЛyCиH：

　　承你送我一本《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的書，謝謝。單是看看這書上引證的一些古書的名稱，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歲時候的景象。什麼《廿二史記》等等的書，我還是在那時候翻過的——十幾年來簡直忘掉了它們的存在。整理這「乙部」的國故，其實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國的歷史還只是一大堆「檔案」，其中關於經濟條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國的「社會的歷史」，真不容易寫。因此文學史的根據也就難於把握。這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但是，大致的一個輪廓還是容易尋找到的。自然，譬如楊筠如做的這本《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只不過彙集一些材料，不但沒有經濟的分析，並且沒有一點兒最低限度的社會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寫。

　　中國的封建制度的命運是有些「別致」。通常總想在中國創造一些特殊的學說，比方說中國沒有封建制度，說中國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說中國沒有貴族等等。那些「學者」預先把歐洲的封建制度作為一個政治上形式上的模範，然後再把中國的歷史事實去比較，就「發明」了這些「新奇的學說」。其實，同樣生產方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決定的是一般的封建制度的基礎，而每個時期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尤其是階級關係，階級力量的對比，歷史上的習慣，宗教哲學思想……的「反過來影響」社會生活等等——都可以使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期的封建制度帶著一些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色彩。

　　其實，就是意大利，法蘭西，英國……的Aristoeraey何嘗是相同的，中世紀的日耳曼民族的貴族，奧國大帝國時代的Junker，古代俄國的Boyar，後來的Boyarin，彼得大帝時代的Droryanin，波蘭，保加利亞，以及回教民族裡的所謂Mura等等，都是互相不同的。

　　西歐式的封建制度也有一千多年；每二三百年，每一個區域，也有些特殊的互相不同的形式，以及逐漸的「形態上的變化」。但是，一般歐洲的歷史紀載和通俗的對於「貴族」的解釋把中國的學者弄糊塗了。中國的特點就在於：封建制度的崩壞和復活，復活和崩壞的「循環」的過程，曾經經過三四次（最古代的戰國時期還不算在內）。這樣的轉變過程往往使得：

　　日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而一般「屠沽市儈」，「輿台隸卒」利用農民暴動的沒有真正的領導，反而爬到了社會的上層，變成了新的貴族。漢朝和明朝是最顯著的例子。其他的「喪亂的季世」也有無數的個別的事實。「六朝門閥」這本書裡就描寫著東漢「孝廉茂才制度」的墮落和轉變，以及陳群大人的苦心——恢復典章文物的努力。現在的潘光旦先生一定要「發見」陳群是三國時代的「不自覺的優生學家」了，一笑！其實「民國」以來的張宗昌等類的新貴族不過「命運」不好罷了。他們假使生在明清時代的環境，甚至於像太平天國的「封王」的情形之下，給他們幾十年的鎮靜功夫，他們一樣會復興一種「九品中正」「八比文章」「考試院」的製造貴族的制度，然後重新錮定一些「士族」，「大夫族」……等類的門閥。那時候，也許姓張的老祖宗雖然是張宗昌，而子孫卻算是世族大家呢。歐洲的貴族史之中也有不少紀載，可以證明這種貴族最早的出身是簡單的「保鏢的」（象四川的「護商隊」）。

　　自然可以說歐洲貴族大半是「武士道」而中國的卻是「文士道」。

　　然而這是形式上的分別，這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國的「深入的」小農經濟，促成了一種特殊的佃農制度，同時，中國的最大的舊式工商業的樞紐（例如鹽，鐵，銅，錫，磁器，顧繡，河工……）事實上握在官僚貴族的手裡；最主要的高利貸資本和貨幣資本也是這樣，以前當鋪錢莊銀號是貨幣資本（money capital），就是現在的新式銀行也還是這種資本的變相，不過它們直接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財政（金融）資本的附庸。這樣，表面上貴族和地主兩個「身分」不像西歐那麼混合得緊湊，而是官僚和貴族的「兩位一體」。而實際上仍舊是貴族地主官僚的三位一體制度。做官的在衙門裡是官，在本地是紳士（貴族），也就是地主。在漢朝到六朝的時代，已經有紳士互推頭腦（所謂中正）的制度。前清末年——我的年紀還是很輕，只夠得上記得光緒末年和宣統年間的一些模糊的影像，——地方上的紳士的勢力，像蘇常一帶，就很大的。那時事實上的「中正」還是有的。每一縣裡的紳士都有事實上的頭腦。因為兒幫錢莊當鋪的競爭也就發生幾派首領不斷的排擠傾軋鬥爭的現象。這些紳士早就是當鋪錢莊的後臺老闆，後來像盛宣懷等類的子弟的「歐化」紳士就居然公開的做前臺老闆了。我這一輩人已經只看見一些「市儈」迅速的變成紳士的過程，因為我有知識的時候，正是「商會時代」的開始和捐官時代的末日了。現在不是簡單的紳士「中正」了，現在早已是「紳商」「中正」了。——商會就是現在的中正。貴族的每個階層，每個派別，在朝的和在野的之間的關係等等，自然是極端繁雜的一種現象。如果，我們能夠研究出從漢朝到清末的這個問題的歷史，那實在是很有趣的。文學上的貴族和市儈的「矛盾」或者衝突，混合或者攙雜各種各式的「風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說過的「幫忙」和「幫閒」的問題，都和這門閥史有密切的關係。

　　所謂門閥，就是封建式的階級。你說起刑不上大夫的古話，我想起直到清朝末年還是保存著這個門閥的分別。是不是以前「有功名的人」，第一，見著「父母官」是不要跪的，第二，有了小的過失要交給「學老師」去打手心，第三，犯了重罪必須先革去了秀才舉人的頭銜，然後才能夠打他的「屁股」？這很可以寫一篇「腳膝，屁股，手心的故事」，你不是有一篇《頭髮的故事》嗎？——一笑。

　　不但如此。這些「士族」不但有「屁股不挨打」的特權，而且有「打別人屁股」的特權。

　　我小時候最強烈的印象和記憶，就和這打屁股問題有些關係。我們完全是城裡人，真正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但是，是個「鄉紳」人家。記得大概是十歲那年，「大年初一」，爸爸買了一部《三國演義》給我，我在走廊裡翻著那書上的「繡像」看，正在看得得勁的時候，聽見嘩朗朗的一聲響，像是整桌的碗盞都打翻在地下了，接著就是父親的罵聲：

　　「混賬東西，辦他！拿我的片子，送他到衙門裡去！」

　　後來，我打聽著，那被「送去」的人是打了二十下屁股。為著什麼事情——我記不得了。但是，隨便拿一張大紅名片可以打人家的屁股，這使得我非常的奇怪。而且衙門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也是那時候打聽清楚的。因此，張飛大打督郵那一回書，我看得特別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張角他們的造反。我想：「你們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為什麼又要叫人家是黃巾賊呢？」

　　「門閥」我們現在翻譯外國文的時候，通常總譯做等級，這是和階級不同的。俄文叫做「сословие」，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叫做état（記不大清），英文字典裡總是寫的rank——但是我想在歷史上也許有專門名詞的，我以前曾經查過，總沒有查著。

　　列寧曾經說過：

　　大家知道的——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裡，階級（Класс）的分別是把人民固定在幾種等級（Сослоъие）裡面，這就是對於每個階級在國家裡的地位都有法律上的特殊的規定。因此，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農奴社會）裡的階級同時也就是特殊的等級。

　　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卻是相反的，一切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等級的分別已經取消了（至少在原則上），所以這裡的階級已經不是等級。階級的分別，在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裡，是同樣都有的，不過在頭兩種社會裡（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有等級式的階級（Класс－сосиовие）而在後一種社會裡——只有非等級的階級（Классóессословныǔ）。

　　中國的等級制度既然有這樣長期的歷史和轉變，有這樣複雜的變動的過程，它在文學上是不會沒有反映的。文言文學和白話文學的劃分，顯然帶著等級的痕跡。所以：

　　第一，文學史的整理，首先要看清中國的高文典籍，一切文言的文學，都是貴族的文學（或者叫它士族文學，「君子」文學）。這裡，有些典籍是「士君子」用自己的文字，或者標音符號（形聲字和假借字）記載的一些民歌，——當時的一些平民的口頭文學。但是這是極少數的。他們的記載也是極不準確的，他們的階級立場常常不容許他們正確的去瞭解平民的意思，而且他們這些「遠東古文化的代表」採用了一種最笨拙的「象形文字」（馬克思曾經說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中希臘人是「活潑的小孩子」，而有些東方古代民族是「老頭子似的小孩子」，沒有生氣的呆笨的，甚至於是「低能兒」。中國的古代禮教，什麼走上東邊的階沿一定要走幾步，走上西邊的階沿又一定要踱幾步等等，很使我們想起馬克思的這個形容詞「老頭子似的」！而中國的文字比起古希臘文來，也教人發生這種感想。這是世界一切混蛋文字之中的最混蛋的文字）。中國的貴族不會演說，沒有印度的「辯才無礙」的演說術。中國的貴族文學卻反而變成了「梵唄」之類的咒語——和實際說話脫離了的一種特別腔調，也許可以叫做「古腔今調」（甚至於教育部最近公佈的國音字彙的說明書上，還顧慮著「故國三千里……」的「國」字不能夠讀做陽平聲，因此〔！〕，必須保存入聲的一種讀法）。這些原因，使得文言文學更加和平民等級隔離。

　　第二，索性單獨的提出貴族文學史。這是和整個「遠東古國史」的整理聯繫著的。希臘羅馬的文學史可以研究，因為希臘羅馬的一般社會史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研究。而古代中國的歷史——直到清朝為止，還只有一些雜亂的材料。因此，我們要來研究中國的文學史，就格外困難。其實，文言文學史的價值，只有希臘羅馬文學史的那樣價值。

　　第三，中國貴族文學史之中：一，要注意等級制度在文學內容上的反映；二，要注意它受著平民生活和口頭文學的影響；三，要注意它企圖影響平民，客觀上的宣傳作用，安慰，欺騙，挑撥，離間的手段；四，要注意它每一時期的衰落，墮落，甚至於幾乎根本消滅的過程（例如元朝的所謂戲曲興起的時候，古文學，詩，詞，等等的氣焰低微到極點，現在一般人簡直除元遺山以外，不知道還有什麼元朝的文學家）；以及它跟新貴族的形成而又復活起來，適應著當時許多特殊條件而發生「形態上的變化」。

　　第四，中國貴族的文學，和其他各國的封建時代一樣，承接著古代的封建以前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等類的古代文化，文學和宗教上，哲學上，科學上，政治上的一般實用「文章」還沒有完全分化。所以歷史的歌訣（《書經》之類其實和《湯頭歌訣》，等韻歌訣，江湖口訣是同一體材），記載，詔令，論文，都作為文學。而且因為文字的拙劣，文法的形成非常困難，所以一般只在講究一句話怎樣說，一件事怎樣記載的技術。這些僅僅是文法學，修辭學上的問題，幾乎佔領了「文學」的全部。金聖歎那樣的才子也只會用批八股的方法去批評《西廂》《水滸》。直到五四時期，胡適之的工作也還只限於考據版本和「發明」一些舊小說的描寫方法。

　　我們的文學史必須注重在內容方面：每一個時代的階級鬥爭的反映，各種等級，各種階層，各種「職業」或者「集團」的人生觀的變更，衝突。而貴族文學之中的純粹文學部分——賦，詩，詞，再寬泛些，包括一些小品的描寫體裁的散文，筆記等等，以至於所謂正史，實在並沒有多少足以做我們的研究對象的。這是說文言文學發展到唐人的小說就差不多已經走到了「邏輯上的最後結局」。至於什麼韓柳歐蘇……的議論文章，其實不成其為文學的對象。譬如樊樊山的四六文犢，現在也和一切清朝胥吏幕友擬稿的判牘，呈文，諮文，命令，佈告，奏章，以至於《曾文正公日記》一樣，漸漸的沉到垃圾桶，以至於黃浦江，太平洋的海底裡去。至於說文法學和修辭學的對象，那麼，韓柳歐蘇……桐城派的文章，和公文程式一樣的有價值，也許等因奉此式的文章裡所用的虛字眼，專門術語等等，還比古文派的嚴謹，清楚，確定。

　　第五，中國的白話文學的開始時期，很教人想起歐洲中世紀末期的所謂「城市新文化」。自然，韻文的「民間文學」，很早就有的了。唐五代的「俗文學」之中已經有「說書」底稿似的東西，或者大半是講佛經的，象《維摩詰經演義》等類。然而宋朝東京的「熱鬧」情形，耍戲的，踢球的，說書的等等風俗，很象意大利的龍巴地，威納齊那些商業中心的情形。在這裡開始形成一種「市民文學」或者叫做平民文學，庶民文學，這「平民」不是什麼勞動階級，而正是資產階級的前身。資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所謂平民，庶民，小人——市井小人之中，市儈商人事實上是領導階級。現代中國，尤其是1927之後，「商」的地位，移到了「紳」一方面去了。而在宋元明清的長期的時代經過很多次的變化，移動……而一般的基礎卻是差不多的。所謂庶民之中的資產階級逐漸的產生自己的「知識分子」，那些敗落戶的貴族，文人也有「墮落」到這種地步的。自然，這裡還有些農民的影響，不過事實上不能夠有什麼發展；農民文學只限于一些歌謠，最多只有北方的犁鏵（？）大鼓，或者一部分「下等戲劇」也有農民廟會的影響；而真正散文的說書式的文學是市民的文學。從這種口頭文學，變到有一定的底稿，從口頭文學的底稿，變成獨立的仿照說書體裁的小說。這是很複雜的過程。這裡，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發育」的過程是很畸形的，一般說起來，它從沒有達到過「在文化上超過統治階級的程度」，所以這所謂平民文學更加受了許多貴族的影響。比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的「市民俗文學」更加受著貴族意識的籠罩。而且貴族對於這種文學的蹂躪更加利害。

　　這裡，從元曲時代到「五四」以前，可以說是現代的（資產階級式）文學的史前時期。

　　這部分的歷史比較更加重要。我想要寫文學史必須把這部分特別提出來，加以各方面的研究，像現代各國的文學一樣，從這種文學的言語（文字），體裁，技巧的進展，一直到很細膩的內容上的分析；例如《紅樓夢》上的反祿蠹主義，張飛的典型，白蛇精主義等等，分析出這裡面的各種人生觀的衝突，矛盾，統治階級的道德和市儈主義的道德的混雜和「決裂」……這裡時代的過程，其實已經很長的了，種類也非常之多（例如南邊人的彈詞，以至於各種地方的戲劇）。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於一個大體的輪廓，再加上把五四時期對於著名的舊小說的估量，大致的「重新估量」一遍。這倒是很急需的。初步的工作實在已經比研究古文學難得多了。

　　老雪來了，不寫了。

　　開始寫的時候，原來是隨便談談，只想寫兒句閒話，誰知道閒談一扯扯得這麼長。我的字又寫得這麼不清楚。實在對不起，累你看得要眼睛痛了。

　　CTP. 6，1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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