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談雜文

談雜文

　　《現代》九月號的《文藝獨白》上有一篇反對雜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雋先生說：「雜文」的「蓬勃」，是「畸形的發展」，「意義是極端狹窄的。如果碰著文學之社會的效果之全般問題，則決不能與小說戲曲並日而語的。」「在目前，現時代，現社會，……隨時隨地都有著……更有意義的文學創作之豐富的題材……為什麼不下點功夫把這些寫成小說或戲劇，卻偏偏要寫些那種零碎斷片的雜文？「要不是說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棄其任務，即便是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工作。」「嚴格地說，是宣告作家創作精神的破產，沒有刻苦艱辛的態度來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學創作。」此外，林先生還說，「寫雜文，應視是最可恥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種浪費的生產罷了。」不用說，「倘若以現階段的文藝眼光來看，這現象……非特無絲毫需要之處，反且是一種惡劣的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約沒有更多的辱駡了；不然，這篇「雜文」（對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這篇大作明文規定為「小說」或「戲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稱它為「雜文」）該不會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雜文」是文章的一種體裁。它現在也許還沒有成為定型。

　　但文藝上的各種體裁，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雜文也跟小說戲曲一樣，會由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L．S．雜感選集》上說的「這種文體，將要因為L．S．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Feuilleton）的代名詞」，正是這個意思。文章不從內容上去觀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務，先注目于作為形式的條件之一的體裁，把某些體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體裁打入十八層地獄，完全是形式主義的偏見。至於由某種體裁來推斷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恥可卑」，這種智慧，恐怕只有為沙利文餅乾公司服務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說戲曲，不錯，能夠用具體的形象，把社會的現象指示給讀者；它的任務的確不是雜文所能達到的。但雜文也自有它獨特的任務，為小說戲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這篇雜文和雜文家林先生「為甚麼不下點工夫，把這些寫成小說或戲劇，卻偏偏要寫成零碎斷片的雜文」呢？也許林先生自己以為是「創作精神破產」，所以「甘自菲北，「投機取巧」，但依我看來，未必不是因為這篇文章的「題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寫成小說或戲曲，所以不得不借重於自己所深惡痛絕的雜文的吧。依此說來，文章的體裁，各有各的用處；即使個人的偏見，看不起某種體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時候，可又不能不採用。甚麼雜文「決不能與小說戲曲並日而語」，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

　　「雜文」的「蓬勃」，也許可說是一種「畸形的發展」；但這畸形的原形，決不是像林先生所說，是由於作家之「菲北，「投機」，「可卑」，畏難等等個人的缺陷之類；倒是有它確鑿的社會根據的。「在目前現時代，現社會」，現中國，固然「隨時隨地都有著豐富的題材」，可以「下點工夫」，「寫成小說或戲劇」，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誰呢？有閑的遺老遺壯遺少們，只是天字第一號的滑頭，雖不一定積極地直接地成為剝削者；但在這動亂的社會，一面既怕舊東西的殘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來奪去了現有的優勢，於是在自己的周圍造起一座牆，跟社會隔絕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種動物，一遇險象，就先設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個身體都縮到某種地方去。縱有「豐富的題材」，也看不見，還談甚麼「創作精神」？有些沒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於「悠閒」，寫點四平八穩，從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這目前的歲月。不但小說戲曲寫不出，就連散文也只能「斜而不敢「雜」！

　　自然，有些聰明的遺少們，是會借「埋首」創作，來做逃避現實的口實的。可惜他們的視野既小如針尖，又不敢正眼凝視現實，「豐富的題材」，在他們面前，也變成貧乏。他們「寫成小說戲曲」，只能是經過了粉飾歪曲的畫圖。不過他們畢竟是聰明的，不但借「埋首」創作來逃避現實，並且借「埋首」創作來反對雜文了。此外，還有些無文無行的角色，小說戲曲不用說，能夠寫點通娘搗奶奶式的他們的所謂雜文，已經要算是他們的選手，根本就不該對他們存甚麼希望。不用說，把「豐富的題材」，「下點工夫」，寫成作品的任務，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的肩上。這另一部分的作家，「豐富的題材」是要採取的，小說戲曲以及任何文藝體裁是要運用的。他們寫過不少的小說戲曲，現在還在寫，而且將不斷地寫下去。

　　不過他們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他們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會的日常事變，因此就較大量地產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會日常事變的雜文，由這種「畸形的」社會根據產生出來的雜文，不但絲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創作精神破產，沒有刻苦艱辛的態度」，剛剛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創作精神」，正是從刻苦艱辛中產生出來的創作。只有竊取光榮的雜文的形式來做反對雜文的雜文，像林先生的大作之類，才是這種雜文的例外。

　　現在再看社會上需不需要這種雜文。林先生為要說明「以現階段的文藝眼光看來——非特毫無需要之處」，故意把讀者對雜文的歡迎及雜文在讀者中的影響一字不提，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馬腳不留心時候又露出來了。林先生自己說，「而雜文之不脛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這樣的事麼？

　　雜文「絲毫無需要之處」，卻又能「不脛而走」；走了，又「不足怪」。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現階段的文藝眼光來看」，雜文的「不脛而走」，我也說「正是不足怪的事」。歷史轉動了前進的車輪，使大眾迫切地需要理解。

　　正同需要物質的供應一樣，他們也需要精神的糧食。「拿糧食來！」他們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寫小說戲曲或某種特定的體裁。不過，「在目前，現時代」，他們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選擇了這種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變，而又最淺顯最容易消化的雜文。在這種場合，雜文絕不是什麼「絲毫無需要之處」或「浪費的生產」，除了林先生自己的雜文。

　　一九三四，九，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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