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2)_茅盾

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2)

　　當《阿Q正傳》在報上連續刊登的時候，有些「正人君子」（偽善者）和高貴的紳士們，惴惴不安，都以為是罵到了自己。他們這惴惴不安實在是有理由的，因為在阿Q這面鏡子裡正照出了他們的嘴臉。認真說來，即在今天的我們，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說：阿Q這面鏡子裡沒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個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這是因為，社會制度雖然改變了，舊社會舊制度所產生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卻不能夠馬上在人們腦子裡消滅的。

　　毋庸諱言，《阿Q正傳》的畫面是相當陰暗的，而且魯迅所強調的國民性的痼疾，也不無偏頗之處，這就是忽視了中國人民脾性上的優點。這雖然可以用「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來解釋，但也和魯迅當時對於歷史的認識有關係。魯迅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而表示同情：歷史上中國人只有做穩了奴隸和求為奴隸而不得這樣兩個時代。這顯然對於中國歷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計太低了。但說這樣話時的魯迅，有的是憤激，是苦悶，而絕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現的內心思想一樣，儘管有矛盾，苦悶，而並不消沉。他還是堅決地戰鬥著，同時也不懈不怠地追求著真理。這正是魯迅之所以成其偉大。

　　魯迅那時候的苦悶——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虛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這段時間）他所深以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長大片來，如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的「寂寞」，性質上有相同之處，而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他把「五四」運動右翼分子的日趨反動，以及本來反對「五四」運動的人們那時也掛羊頭賣狗肉，企圖篡奪領導權等等這些事實，和他所目擊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敗象，加以比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傳》中描寫趙秀才、假洋人之類的乘機「革命」，「咸與維新」，和不准阿Q革命，筆鋒所指，也向著「五四」以後那班投機家。）而不同之處，則在於他也目擊著或至少感覺到動盪的時代中有一股頑強的潛流，「好象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在於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進化論以外，又「擠」進了新的東西——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這不同之處，標示了魯迅思想的發展。

　　而反映了他的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和憤激的情緒的，便是《野草》（散文詩，二十多篇，1924-26年作於北京）。後來（1931年），他自己對於《野草》作了這樣的說明：「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野草》英文譯本序，1931年11月）

　　這裡，「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是指1927年以後當權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失掉的好地獄》用的是象徵的手法，但可以看出，這裡指的是北洋軍閥的必然倒臺，而同時預言了代替北洋軍閥的蔣介石派會比北洋軍閥更壞。魯迅對於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勢和風雲人物所採取的保留態度，可以說是他「由於事實的教訓」（辛亥革命的失敗）故而頭腦比較冷靜，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但同時，也不能不說，他那時對於此後必然要求打倒「地獄」的新人，還沒有明確的信念。他的這種保留態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當時「革命策源地」廣州的時候，暫時沉默起來。

　　魯迅在廣州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他的思想發展上，卻很重要。後來，（1932年）他總括那一時期的自己的思想變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三閑集》序言）。

　　魯迅不是那樣的人：昨天剛從書本上讀到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初步知識，今天便自詡為已經掌握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鄙薄那樣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長於舊社會的人，出身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當票作為本階級的叛逆者出現的時候，並不等於已經完全獲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靈魂深處已經沒有封建意識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殘餘；他們常常可能在某一點上正確而在別一點上犯錯誤，在某一時期正確而在另一時期犯錯誤。而魯迅之所以比他同時代的人更能認識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也正由於他親身的長期體驗。他常常說，「積習難忘」；又說，他雖然經常無情地解剖別人，但是經常更無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於旦夕之間，聽過一二次講演、看過一二本書，就從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他以為這樣「突變」了的知識分子是經不起考驗的。而事實上，他也目睹了不少這樣的「英雄」在小小風霜之下就現了原形。

　　正是由於上述的種種事實教訓，魯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於辛亥革命的失敗。《野草》時期的自我思想鬥爭得到了結論。也正因為在長期的思想鬥爭中吸取了事實的教訓，他在糾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進化論的脾氣以後建立起來的新信仰，是從心靈深處發生的，是付給了全生命的力量的；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難關頭，他堅決地走向共產主義，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開始了新的、長期的、更艱苦更勇猛的戰鬥。

　　1928年8月，魯迅在答覆讀者的公開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這一年，正是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展開了論爭的時期，因而魯迅這幾句話，是有感而發的。在這些話裡，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評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對的著作」，這很重要。這正表現了魯迅對於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時候，有系統地介紹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創造社和太陽社首先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初步知識，並且強調了文藝應當為革命服務，作家應當站定革命的立場，表現革命鬥爭等等，對於當時的文學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這都是應當肯定的；然而毋庸諱言，它們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討論當時文學運動的具體問題時，卻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這些具體問題，就是作品的題材問題，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問題，對於當時的進步作家的評價問題，特別是對於魯迅的評價問題等等。

　　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時，就應當考慮到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特點，當時中國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的具體情況，以及當時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戰略——又批評又團結的統一戰線工作；但由於當時的左翼文學運動者還不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因而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每每喜歡用教條的框子來硬套。這樣的辦法，顯然是不能說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評的態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至於當時的「普羅文學」作品，則極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東西。

　　魯迅反對這些教條主義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反對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但魯迅在那時候也還是正在開始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他後來說，他感謝創造社對他展開的爭論，因為這「擠」他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因而在這次論爭中，我們還不能看到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當時革命文學運動中所有的具體問題提出有系統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張，象他在1930年以後那樣。

　　反對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國粹主義」，同時也反對生吞活剝、搬弄洋教條，這是「五四」以後魯迅所極力主張的，這也仍然是1928年論爭中魯迅的基本思想，但因當時的論爭夾雜著個人問題和宗派情緒，因而這一基本論點就不很突出。可是這一次論爭，對於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對於魯迅自己的文藝思想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

　　魯迅的反對教條主義的主張，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1930年3月）的講話中，就更透徹了。他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這裡說的是：「左」傾和右傾，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左」傾之容易成為右傾，是脫離群眾、不瞭解革命的實際、抱住幾句教條的結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當時的革命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識敵人的底細」。他說：「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瞭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前的敵人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為了克服文學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魯迅在那時就提出了作家必須熟悉生活的問題。他以為作家所寫的，不盡是親身的經驗，也可以有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1932年後，魯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謂「雜文」。這是由於環境所迫，也由於思想鬥爭的必要。他的幾百篇「雜文」，可以說是上下古今，包羅萬象，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等方面的矛盾和鬥爭。他以極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淺出的筆墨，對各種問題和各種現象，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些「雜文」，每篇大抵不過數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嘻笑唾駡，既一鞭一血痕，亦且餘音悠然，耐人咀嚼。這些「雜文」，不僅是戰鬥性極強的政論，也是藝苑的珍珠。這些雜文，絕大多數，在今天也還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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