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_茅盾

也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一篇雜感是接著另一篇的，但寫此平時已隔了一天，所以題上這麼一個古怪的名字。

　　我在叫做「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的一篇裡，說到文藝上的「公式主義」，並且籲請批評家們對於新發現的作家把尺度放得低些。（讀者也許要知道我上次究竟說了些什麼話，那麼請閱新出版的叫做《文學界》的月刊罷。）

　　現在，我打算對批評家或自謙只是寫「讀後感」的先生們再說幾句話。

　　從後說起罷，那就舉一個眼前的例子：邱韻鐸的《〈海燕〉讀後感》。

　　因為沒有讀過全文，我只拈起一點來談談，這就是他對於《出關》的見解。從魯迅的《出關的關》一文中（見《作家》二號），知道邱韻鐸一則不明白《出關》的前半段是採用了章太炎的學說（老子發見孔子有害他之意，所以逃了），二則他認為老子即是作者自況。本來在我們這「文壇」上，早在七年以前，就流行著一種「理論」，以為一篇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家自己的模特兒。我還記得，當這「理論」盛行的時候，邱韻鐸先生也趴在文壇上寫作罷，後來有一些時候，我們忽然不大聽得邱韻鐸先生的聲音了。這回「似曾相識燕歸來」了，他卻和房龍說起爾朋家一樣：「什麼也沒有忘記，什麼也沒有新加。」他讀了《出關》，認定老子即是作者自況了。他把《出關》後半段作者隨手拈來涉事成趣的關尹喜用「綁票」手段叫老子寫《道德經》的「故事」看成了全篇的主眼，這才有此「認定」呢，還是他別有深奧的「感」覺，我不明白；然而他的沒有把作品看懂了就「感」，而且他的不能忘記七年前流行過的「理論」，卻是明明白白的罷？

　　《出關》是一篇歷史小品，老子在《出關》中還是歷史人物的老子。《出關》中孔子和老子的對白，都是可以「對證古本」的，並非作者借了老子的嘴巴在說話。然而邱韻鐸先生會從老子身上看出作者來真是奇怪了！

　　看懂一篇作品，有時似乎很難，特別是心裡有了「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者自況」這「理論」的人們。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就是《申報·文藝週刊》（五月十五日的）上芷英的《波華荔主義》。

　　這篇文章前半論述「波華荔主義」的，後半泛論開去，將《波華荔主義》和「阿Q精神」比較，又從「波華荔主義」之為作者福羅貝爾的主義，說到西萬提斯的《唐·吉訶德》，說吉訶德就是西萬提斯自己；用這樣的「匣劍帷燈」的方法，作者給我們明白了他的未曾明說出來的意思：即是阿Q也是作者魯迅自況。

　　我相信那位芷英先生一定是讀過《阿Q正傳》的，而且大概也讀過吉訶德先生，但是我不能相信芷英在《阿Q正傳》以外也讀過魯迅其他的著作。為什麼？因為他倘使讀過魯迅其他的作品，他或者要拍案奇驚道：怪哉！這裡又有一個魯迅，卻和阿Q完全不相象！

　　是的，我們從比《阿Q正傳》篇幅多上百倍的魯迅的其他著作，有理由去懷疑芷英先生的「理論」和邱韻鐸先生的「理論」是難兄難弟了。

　　從阿Q，我又想起新近的一個「爭論」來了。

　　這是胡風和周揚關於「典型描寫」的論爭。

　　在本問題上，兩面的意見是不同的；然而在阿Q是代表農民意識這一點上，兩面似乎沒有多大差異罷。

　　我以為阿Q可以說是代表農民意識，然而決不是僅僅代表農民意識。我甚至還要說「阿Q相」在農民中間還不及在士大夫等等中間那麼來得普遍。我們在「士大夫」中間時時可以發見「阿Q相」，我以為「阿Q相」是幾千年的封建的儒教（我這裡用一個「教」字，不用「家」字）的環境所造成的中國「民族性」的提要。《阿Q正傳》發表的時候，我在《小說月報》答讀者的通訊就是這個見解。現在我還是這個見解。把阿Q視為代表農民意識，是把阿Q縮小了，把《阿Q正傳》的諷刺的意義縮小了。

　　在中國社會組織改變以前，「阿Q相」大概還要存在的；而在改變後的短時期內，「阿Q相」大概也還是不能消滅淨盡罷：——我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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