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魯迅的接觸(2)_茅盾

我和魯迅的接觸(2)

　　三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揚、夏衍等已提出「國防文學」、「國防音樂」等口號，我和魯迅也是談過的。魯迅說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我們可以用，國民黨也可以用。至於周揚他們的口號內容實質到底是什麼東西，我還要看看他們的口號下面賣的是什麼貨色。不久《賽金花》就出來了。魯迅說，原來是這個貨色，哈哈大笑。

　　那時夏衍常找我和鄭振鐸，我問過他，你們提「國防文學」的口號根據是什麼。他說，根據中央的精神，在《救國時報》上有党駐第三國際代表（就是王明）寫的文章，其中提到「國防文學」，又說看到「INPREGO」（中文應譯為《國際時事通訊》，是第三國際出的期刊，用英、德、法、西班牙等文字出版），英文版也有這口號，即「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ce」（中文即「國防文學」）。夏衍這樣引證，表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不是他們杜撰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一天我到魯迅那裡去談別的事，臨走時魯迅談到口號的問題，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太籠統，意義含混不清；又說他們擬了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說這個新口號和馮雪峰他們都談過，問我意見如何。我說很好，沒意見，並勸魯迅自己寫一篇文章，正式提出這個口號來，這樣才有力量。因為周揚他們說「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根據中央指示提出的，所以我主張魯迅出面寫文章，提出新口號。魯迅說也可以，但近來身體不大好，慢慢兒來吧。

　　大約兩個星期後，胡風在他們的小刊物上，寫了一篇文章，把這個新口號提出來，絲毫不提這口號是魯迅提的。鄭振鐸告訴我，我大為驚異，就去找魯迅。魯迅說：他昨天才知道。我說：你沒有寫，為什麼胡風寫呢？魯迅說：上次我和你說過之後，胡風自告奮勇，要寫這篇文章。但胡風寫了後，也不給魯迅看，就發表了。我說：胡風不應該這樣做的，第一，寫出文章沒有給你看，第二，文章中沒有提魯迅的名字，使讀者以為這個新口號就是胡風提的。胡風這個人相當複雜，這篇文章解釋新口號也不全面。我仍勸魯迅寫文章，談這個新口號，糾正胡風的缺點。但後來魯迅還是沒有寫，因為那時魯迅身體已經不太好，經常發低燒。他只用口述，馮雪峰筆錄的方式寫答託派的信，以及《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的短論。

　　徐懋庸給魯迅的信，也是在這時來的，魯迅寫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信。兩個口號的問題在此信中有了詳盡的闡述。

　　四魯迅在景雲裡情況

　　一九二七年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住在景雲裡，當時我也住在景雲裡。還有周建人、葉聖陶，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好多人都住在那裡。從我的屋子的涼臺上就可以看到魯迅的家。魯迅曾來我家看過我一次。當時我家裡人曾放空氣，說我從武漢出來就到日本去了，告誡我不要出門，因此我沒有到過魯迅寓所。我在這裡寫了《幻滅》、《追求》、《動搖》。當時我愛人正在生病。第二年夏，我真的到日本去了。

　　魯迅一般多在晚上工作，拂曉方睡。

　　五關於賀長征電

　　魯迅賀「長征」電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時史沫特萊和我們來往密切。史沫特萊是德國人，後來入了美國籍，德文、英文都好。她一九二七年前後到中國，住上海。她來上海的公開身份是德國的《佛蘭克福彙報》的特派記者。史沫特萊交遊廣闊，其中有孫夫人、新西蘭的共產黨人路易·艾黎、埃·斯諾。後者我在魯迅家裡遇見過。當時斯諾正請魯迅選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並由魯迅寫一個小引。斯諾把這本短篇小說集譯為英文，後來在美國出版。

　　關於毛主席率領紅軍長征的勝利，國民黨是封鎖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魯迅那裡談別的事，臨告別時，魯迅說史沫特萊昨來告知，紅軍長征勝利，並建議拍一個電報到陝北祝賀。我當時說這很好，卻因為還有約會，只問電報如何發出去。魯迅說，我交給史沫特萊，讓她去辦就是了；又說電文只要短短幾句話。當時我實未見電文原稿，因為魯迅還沒起草，以後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沒有再問過魯迅，也沒有問過史沫特萊。不知史沫特萊如何把這個電報拍出去的，現在相傳是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的，這只是猜想而已。

　　史沫特萊曾應魯迅之請，用英文給魯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寫了序言，由我譯成中文。

　　六關於魯迅的病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節後一天（十一月八日），史沫特萊通知我，這天晚上，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邀請少數人參加酒會，這是不公開的，總領事館在十一月七號舉行過公開的慶祝酒會。史說，也邀請了魯迅。屆時她自己開小轎車來接我。就這樣，當天氣時後，我們到了總領事館。

　　所謂少數人中，有孫夫人、廖夫人（何香凝），也有路易·艾黎。大家隨便談談，吃點東西。就在那時，史沫特萊把我拉到一邊說：我們大家都覺得魯迅有病，臉色不好看，我們也知道中國文壇上的糾紛，他心情不愉快，我們想他頂好到蘇聯去休養，如果他同意的話，全家都可以去，一切旅行的問題，我們來辦。她叫我同魯迅談談，如果去的話，蘇聯方面早已作了準備，保證生活上一點麻煩也沒有。第二天我就對魯迅說了。魯迅不願去。他說，他並不覺得有病，而且到了蘇聯的話，即與中國隔絕，中國報紙要隔好久才可以看到，而且不懂俄文，總覺得不方便。而且有人就會造謠說他是逃避戰鬥而出國的。他要在國內堅持戰鬥。

　　魯迅叫我把他的這些意見轉告史沫特萊。以後史沫特萊不再提魯迅出國的事，而談魯迅的健康狀態，她認為魯迅得的是肺病。她有兩個朋友，都是肺病專家，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美國人，都是很可靠的。她要我轉告魯迅，讓這兩個專家診一下。但魯迅不同意，因為魯迅一向由須藤醫生診治，一旦又請別人診斷，似乎不信任須藤了，魯迅覺得這不是待朋友之道。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春，魯迅經常有低燒，須藤經常給他注射，但仍有低燒。許廣平也曾勸過魯迅，可否叫這兩位醫生來診斷一下，但魯迅堅不同意。

　　一九三六年四月，馮雪峰從陝北回上海，他幫同許廣平說服了魯迅。五月末的一天，馮雪峰找我，要我立即找史沫特萊轉請那兩位醫生。我給史沫特萊打電話，恰巧一打就通了。史沫特萊說她馬上去找醫生，叫我先到魯迅家等候。我到魯迅家不久，史沫特萊同D醫生也到了。我在樓下接待他們。D醫生問：病人懂幾國文字？史沫特萊說：日文很好，德文可以看書，不懂英文。醫生說那麼我們用英語交談吧。上了二樓，D醫生聽診以後，走到史面前，那時魯迅躺在床上，面向窗，史和我站在窗前。史問大夫病情如何，大夫問答說：「嚴重。」史又問嚴重到什麼程度？醫生答：「恐怕過不了年。」

　　史沫特萊這時忍不住流下眼淚。醫生又說，魯迅不光有肺病，還有其他病，需要詳細檢查。他建議找一個設備好的外國人辦的醫院，開個病房，由他診治，只借用該醫院的設備；病人如同意，馬上就可以辦。醫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萊商量，我們只能把大夫說的住院詳細檢查的話告訴魯迅，其他的話只能悄悄的告訴許廣平。於是我就這樣對魯迅說了，可是魯迅不信，他說你們騙我，大夫一定說得很嚴重，我看見史沫特萊哭了。魯迅不同意去住院檢查。但是以後不多幾天，他果然病得連日記也不能寫了，直到七月初方又漸漸好轉。

　　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嚮往蘇聯」的一章中講到一九三二年魯迅到北京，曾準備到蘇聯。據我瞭解，一九三二年魯迅去北京，是準備去蘇聯的，是去參加國際作家大會。這個大會在蘇聯烏克蘭的哈爾科夫城召開。當時本來就在蘇聯的肖三參加了這個會。

　　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也講到魯迅到蘇聯領事館並看了電影，這不是我講的那一次，而是另一次，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節。

　　魯迅也曾準備到日本療養，這是在魯迅大病之後。許廣平也同我談過，到蘇聯去路太遠不方便，還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國書刊極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護照；第三，語言上方便。我與魯迅的最後幾封信中曾談到這件事，但魯迅終於沒有去成。當年十月，突然病發逝世，正不出D醫生所料，過不了年。

　　七「文學研究會」和魯迅的關係

　　這個團體是「五四」以後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成立前，是鄭振鐸寫信給我徵求我做發起人。當時我同鄭振鐸並不相識，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沒有魯迅。那時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據說有一個「文官法」規定：凡政府官員不能和社團發生關係。魯迅雖不參加，但對「文學研究會」是支持的，據鄭振鐸講，周作人品草《文學研究會宣言》，就經魯迅看過。他還為改革後我負責編輯的《小說月報》撰稿。「文學研究會」除以《小說月報》為代用機關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學研究會叢書》。

　　八關於魯迅治喪委員會

　　魯迅逝世時，我不在上海，回鄉看母親去了。我走時他還很好，不料突然病發，據說十七（或十八）晚上，他還同許廣平去看電影，回家後覺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魯迅死後，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有我在內，但我此時在家鄉（烏鎮），痔瘡發作，接到上海電報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動。從我故鄉到上海要乘小火輪到嘉興，轉乘火車，在痔瘡出血，不能坐立的情況下，我當時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時，喪事已完畢。我妻孔德沚，當時在治喪委員會工作，派她專陪孫夫人。魯迅的西式棺材是孫夫人帶了孔德沚從好多家外國百貨公司中挑選的。

　　編印《魯迅全集》的紀念委員會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當時我在香港，曾為出版全集事，與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洽商，但最後商務印書館不願擔風險，所以只好由紀念委員會設法出版。但排印時就得先付排印費，由黃定慧女士擔保向銀行開了個支付戶，解決了排印時陸續付款的問題，黃定慧當時是《中國譯報》（上海出版）的發行人。《譯報》專譯當時歐、美乃至日本的報刊上有關國際時事及中日戰爭的報道，也譯登蘇聯報紙有關歐洲戰事及中日戰局的報道，主持《譯報》編輯事務的，有胡愈之等。當時，日軍已控制上海，書報檢查極嚴，但因仍同美、蘇、英、法保持外交關係，故對於專門譯載這些國家報刊文章的《譯報》，只好任其出版。《譯報》當時是上海唯一的進步報刊，因為要翻譯至少是四國文字的材料，也解決了當時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們的生活。

　　作者附注：這篇文章是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前，根據我的一次座談會記錄稿整理的，現在要重印，遵照編輯同志的建議，刪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詞，但基本事實沒有改動。文章中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可參看《新文學史料》第二輯上我寫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實》一文。

　　197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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