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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輕傷不下火線!」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節的下一天,A·史沫特萊通知我,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在當天晚上有一個小型雞尾酒會,請我參加,並說當天晚上八點鐘她開車來接我同去。晚上七點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馬廳(現在的人民廣場)附近一家咖啡館裡等候她。這家咖啡館是一些洋人和「高等華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萊經常約會見面的地方。大約將近八點鐘,史沫特萊來了,說車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見汽車停在馬路對面,是輛黑牌車(那時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車是黑牌)。史沫特萊自己開車。我們一直開進了外白渡橋旁邊的蘇聯總領事館。

  參加雞尾酒會的約二十多人,國際友人中我只認識當時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國論壇》的編輯,是一對夫婦。中國人中有魯迅,許廣平,鄭振鐸,好象也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

  大家隨便吃一些東西,隨便交談。史沫特萊悄悄對我說,她和一些朋友都很關心魯迅的健康,覺得他臉上缺乏血色,又聽說常有低燒,容易疲勞。他們都希望魯迅能夠轉地療養。蘇聯早就想請魯迅去遊歷並療養,請他全家都去。怎樣走?由何人伴送?蘇聯方面會很妥當地給安排的。

  史沫特萊又說,這件事她已同魯迅談過,但魯迅猶豫不決,因此希望我幫助促成魯迅的決心。

  隔了兩三天,我到魯迅家去,同他談起這件事。我的話剛說了一半,魯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萊一定要拉你幫助作說客的。但是我考慮的結果,仍下不了決心。」

  我就問:「為什麼呢?」

  魯迅說:「一旦到了蘇聯,我就成了聾子和瞎子了。」

  我說:「蘇聯會配備一個翻譯專門招呼你的。」

  魯迅又說:「我所謂聾子和瞎子還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對於國內的事情會不很瞭解了。」

  我說:「這有辦法。我們可以把國內的書刊逐日匯齊交給蘇聯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給你。你仍然可以寫文章寄回來在國內發表。」

  魯迅聽我這樣說,沉吟了一會兒,然後搖著頭道:「凡事想像是容易的,做起來不會有那麼順利。我猜想即使很快,書刊在路上也總要一兩個禮拜,我寫了文章寄回來,又要一兩個禮拜。雜文都是根據當時情況,匕首一擊,事隔一月,豈不成了明日黃花了嗎?」

  我說:「不會成為明日黃花的。你的文章擊中敵人要害,儘管遲一點,還是能夠振奮人心,虎虎有生氣的。」魯迅聽我這樣說,只是微笑著搖頭。

  我換了一個話題,又說:「你不是說如果有時間的話,打算把《漢文學史》寫完嗎?到了蘇聯,這件事情似乎容易辦了。」

  我這個話似乎引起了魯迅的思考。

  我又接著說:「你到了蘇聯,就有機會碰到許多國際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進步人士,那時你把中國的情況對他們說一說,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響力的日報和平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採訪,請你寫一點短文章。這樣,對中國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無可比擬的。」

  我這番話又引起了魯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會兒,然後說:「讓我再考慮考慮罷,反正要走也不是一兩個星期之後就走得成的。」

  這樣,我就告別了。回家後我寫了封短信給史沫特萊,大意是:大先生(魯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們背後常以「大先生」稱之)的心思有點鬆動了,過幾天我再去試試。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魯迅家去。魯迅不等我開口,就說:「我再三考慮,還是不去。前些時候,敵人在造謠,說我因為左翼文壇內部的糾紛感到為難,曾到青島去住了一個多月。而周揚他們竟也就此推波助瀾。現在如果到蘇聯去,那麼敵人豈不更要大肆造謠了嗎?可能要說我是臨陣開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讓他們這樣說的,我要繼續在這裡戰鬥下去。」魯迅說這些話時有點興奮,眼睛看著我,眼光是沉著而堅定的。我心裡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後決心。不過我還是說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狀態是大家關心的。」

  魯迅回答說:「疲勞總不免是有的,但還不至於像你們所想像的那麼衰老多病。不是說『輕傷不下火線』嗎?等我覺得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再談轉地療養吧!」

  我覺得我已無能為力。魯迅的戰鬥精神那樣堅決,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寫信給史沫特萊:「大先生說,『輕傷不下火線』,十分堅決。看來轉地療養之事只好過些時候再說了。」

  以後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加上魯迅經常發低燒,出國療養之事也就無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後,魯迅一場大病,朋友們又提起這件事,但那時魯迅的健康狀態已不適宜遠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鐮倉小事休養(見魯迅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給我的信),但最後還是沒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發,終於不起。

  1976年6月5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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