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蝕》的新版的後面

　　《幻滅》等三部小說，寫於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都是陸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於蔣介石的反共叛變而告挫折。《幻滅》和《動搖》的背景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武漢政府」蛻變的前夕，發生在湖北地區的矛盾和鬥爭；那時候，湖北地區雖然還維持著統一戰線的局面，可是反革命勢力已經向革命勢力發動反攻，而且越來越猖獗，「馬日」事變後，「武漢政府」終於拋卻假面具，走上反革命的絕路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從武漢回到上海，一時無以為生，朋友勸我寫稿出售，遂試為之，在四個星期中寫成了《幻滅》。那時候，只有《小說月報》還願意發表，葉聖陶先生代理著這個刊物的編輯。可是，在那時候，我是被蔣介石政府通緝的一人，我的真名如果出現在《小說月報》將給葉先生招來了麻煩，而且，《小說月報》的老闆商務印書館也不會允許的；

　　為了能夠發表，就不得不用個筆名，當時我隨手寫了「矛盾」二字。但在發表時卻變為「茅盾」了，這是因為葉先生以為「矛盾」二字顯然是個假名，怕引起注意，依然會惹麻煩，於是代我在「矛」上加個草頭，成為「茅」字，《百家姓》中大概有此一姓，可以蒙混過去。這當然有點近乎「掩耳盜鈴」，不過我也沒有一定要反對的理由。

　　為什麼我取「矛盾」二字為筆名？好像是隨手拈來，然而也不儘然。「五四」以後，我接觸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複雜，同時也逐漸理解到那時漸成為流行語的「矛盾」一詞的實際；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漢又經歷了較前更深更廣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認識到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會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時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們思想上實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卻又總自以為自己沒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談，教訓別人，——我對這樣的人就不大能夠理解，也有點覺得這也是「掩耳盜鈴」之一種表現。大概是帶點諷刺別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積習罷，於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為筆名。但後來還是帶了草頭出現，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前面說過，《幻滅》的寫作時間一共化了四個星期。那時候，我的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邊一張很小的桌子上斷斷續續寫起來的。那時候，凝神片刻，便覺得自身已經不在這個斗室，便看見無數人物撲面而來。第一次寫小說，沒有經驗，信筆所之，寫完就算。那時正等著換錢來度日，連第二遍也沒有看，就送出去了。等到印在紙上，自己一看，便後悔起來；悔什麼呢？悔自己沒有好好利用這份素材。

　　《動搖》卻是在「有意為之」而不是「信筆所之」的情況下，構思和寫作的。大概化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但構思時間占了三分之二。《動搖》比《幻滅》長些，可是實在的寫作時間(構思時間除外)，也不過二十多天。後來，我知道，構思時間兩倍或三倍於寫作時間，倒是正常的。《追求》連構思帶寫作，共化了兩個月。那時候，我是現寫現賣，以此來解決每日的麵包問題，實在不可能細細推敲，反復修改。印出來後，自己一看，當然有些不滿意，有時是很不滿意，可是這時候如果再來修改，誰也不肯再付錢，而我又家無餘糧可以坐吃半月一月，因此，只好這樣自慰：下次寫新的作品時注意不要再蹈覆轍了罷。但不幸的是，依然屢蹈覆轍，直到二十多年後寫《霜葉紅似二月花》，也是預支了錢，限期屆滿，非交稿不可，匆匆趕出來，沒有再看一遍就送出去了。主觀意圖和客觀條件就是常常這樣矛盾的。

　　我今天來回述這些瑣屑的事情，並不想借此來辯解自己的小說沒有寫好乃不是自己之過。自知之明，向來還有一點(這應當感謝我的故世已久的母親在我童年時對我的教育)。我回述這些瑣事，用意只在說明：當我有了可能修改舊作的時候，我卻又有另一種的矛盾心理。這就是當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打算重排這三本小說的時候，曾建議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時候，我覺得不改呢，讀者將說我還在把「謬種流傳」，改呢，那就失去了本來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這「矛盾」似乎頗不易解決。當時我主張乾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為然。如果我採取了執中方法，把這三本舊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對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則根本不動。至於字句上的修改，《幻滅》和《動搖》改的少，僅當全書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則較多，但亦不過當全書的百分之三。三本書原來的思想內容，都沒有改變，這是可以和舊印本對證的。這樣修改後，也印行了三年。現在，出版社有出作家們的「文集」的計劃，把我也算一個，而且又向我提議：《幻滅》等三書的修改部分是否可以回復原狀？這一次，我很快就決定了答覆：不必再改回去了！用意不是掩飾少年時代作品的疵謬，因為一九五四年那次的修改本來沒有變動原來的思想內容。用意乃在表示：我認為一九五四年出版社的建議(特別對於某些章段中的描寫)，基本上是對的；過去我這樣認為，今天我還是這樣認為。

　　我對於《幻滅》等三書有過自我批評，見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茅盾選集》的自序。這篇自序現在收進這個文集的第二卷，作為附錄。

　　茅盾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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