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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民
著名翻譯家、詩人梁宗岱教授是個十分愛爭辯的人，不過他爭辯的多是學術問題。
梁宗岱可謂少年得意。在上中學期間，他的詩文已登在著名的《東方雜誌》、《學生雜誌》和《小說月報》上了；16歲時便博得「南國詩人」稱譽。17歲時被鄭振鐸、茅盾邀請加入「文學研究會」；在遊學歐洲期間，以法文在著名的《歐羅巴》、《歐洲評論》等雜誌上發表詩作，又將王維、陶淵明等的詩歌譯出發表，得到羅曼
·羅蘭的非常欣賞；他同時與法國現代派大詩人保羅·瓦雷裡有密切交往，他譯成的法文本《陶潛詩選》還由這位大師親自序言，並給予高度評價。28歲回國，即擔任北京大學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後陸續在南開、復旦、中山大學等著名高校任教，教學著譯，終生不渝。
梁宗岱的好爭辯是有了名的。蕭乾先生寫的紀念林徽因的文章中，便談到當時梁宗岱與林之間為一些學術名詞爭辯得面紅耳赤的情形。前不久讀到韓石山先生一篇文章，其中談到三十年代梁宗岱與兩位好友李健吾、朱光潛為濫用名詞風氣展開的一場強烈的爭辯。這次論爭後來牽涉進來的還有巴金、沈從文等人，陣容名氣之大，一時轟動文壇；梁宗岱與徐志摩是朋友，1931年，梁給徐寫了一封論詩的長信，信末說：「這種問題（即詩，筆者注）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還記得麼？兩年前在巴黎盧森堡公園旁邊，一碰頭便不住口地口羅唆了三天三夜，連你遊覽的時間都沒有了。」虧得徐志摩愛詩又有好耐性，否則誰樂意就「詩」的問題討論幾天，連花都巴黎都無暇遊覽呢？
梁宗岱與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是游歐的朋友，後來回國還在一塊住過相當一段時間，但是，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話說：「朱光潛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們的意見永遠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歐洲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沒有一次見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機會更多了：為字句，為文體，為象徵主義，為『直覺即表現』……」
這篇文章是梁宗岱讀到朱光潛名文《剛性美與柔性美》後，因在外無法面對面爭辯，而又要爭辯的產物。
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臘研究學者羅念生教授的回憶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見面，兩人曾就新詩的節奏問題進行過一場辯論，因各不相讓竟打了起來，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過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兩位大教授，著名學者為學術問題大打出手，場面一定非常有趣，也真是當年學術魅人的絕佳證據了。
然而，正是因為對學術問題如此癡迷，如此投入，如此一定要爭辯到打鬥的精神，使得梁宗岱不多的著述有了長久的生命力。三十年代，他出了兩本不厚的文藝論著《詩與真》、《詩與真二集》，八十年代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合集再版後，在文藝理論界產生很大反響；此書近日又由出版社出版，並予以高度評價。他不多的外國詩譯，至今仍是各種選本的收錄對象；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被悉數收入由眾多譯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亞全集》。此譯文單行本在臺灣出版時，詩人余光中作了長序，譽為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最佳翻譯；他翻譯歌德的《浮士德》，由於譯稿被「文革」火毀，只餘半部面世，便就這半部，便有海外學者比較認為：是目前內地五部《浮士德》譯本中最優秀的……
好爭辯，似乎在近來很難被人接受了。可只要是純粹學術的，爭辯肯定有益於從多方面、多角度來深入理會問題的。它可以使人擺脫片面，從而追索到學術底蘊，使得問題愈來愈清晰，愈來愈接近學理的本真，梁宗岱先生的著譯可以為證。當然，這爭辯必須是純粹學術的，可惜眼下為學術這般投入爭辯的執著人幾乎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