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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策略應當是發展遊擊戰爭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常蔚[1]兄:

  今天我們動身去長沙,過十天的光景即可返漢。在此時期,擬留弼時代理我的工作,如他不可能時,則由任旭代理,由任旭、喬年、昌群(C.Y.[2]長江局書記)組織常務會議,處決一切問題。不過大的政治問題,還須等待我歸來[3]。

  江西省委書記已來,江西的工作因南昌省委機關發現,大受挫折。農運,贛西南之萬安、安福、永新一帶大有希望,以歷來工作之努力,江西農運固亦應當在吉安一〔以〕下到贛州為有希望耳。江西的党,簡直不成話,決根本改造。省委我們決定搬至吉安或萬安,理由是:省委必須在工作的中心區域(即農民暴動中心區域)直接指揮,然後才不至離開爭鬥。至於九江、鄱陽、南昌可劃成一贛北區,同時受長江局直接指揮。其他詳情,附上工作計劃及澤楷[4]報告,不贅。

  安徽省委書記亦來。安徽的工作才開始,長江局特別注意發展蕪湖、荻港的工人經濟鬥爭與旌德、壽縣的農民運動。為此我們特別發了百元津貼,因安徽經費特別困難故也。其他情形詳列慶施[5]報告及工作計劃中。

  河南工作甚複雜,河南省委對於暴動好像看作玩笑!對於黨的策略似亦不甚瞭解。我們調以栗[6]來,尚未到。他們原定本月十日在確山、四望山一帶暴動,後定十七日,豫南特委反對,我們亦認為十七日之暴動可暫停止,因無一點準備工作,徒然惹起一番屠殺,於工作無補故也。已去函通知,同時命令河南省委積極發展遊擊戰爭,以及其他關於暴動準備的工作。

  依兩湖秋暴失敗與廣東失敗[7]及暴動力量之準備等情形,此時湘鄂贛豫等省不宜有總的暴動,此時的策略應當是發展遊擊戰爭,準備上列諸省在相當時期內一總的暴動。党在此時應當根本改造,此意我已在長江局提出討論,大都同意,唯文字的決議案須等待我從湖南回來後才能做出。是否有當,尚望示知。

  廣東失敗的消息傳來,甚為不安。據從粵回來之同志報告,廣東失敗之主要原因為不堅決,不建築在廣大群眾行動上面,輕敵,同時一般負責同志預存失敗主義的心理,故在琉〔流〕沙一役,不戰而潰。機會主義之毒深入吾黨如此之深,致有如此之失敗,這決非偶然的。我意此時應即召集中央擴大會議,從事根本造黨與決定今後工作的新方針。萬不可猶豫、悲觀、消極,如此黨便要滅亡。

  常蔚諸兄,中國C.P.[8]的命運關係你們此時的工作非常重大,我以十二萬分的熱誠,希望你們積極的工作,同時希望在最近期內在上海召集一中央擴大會議。臨行匆匆,言不盡意。

  革命的敬禮!

  亦農

  10月17日

  [1]常蔚,常委的諧音。這裡是指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2]C.Y.,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縮寫,意為共產主義青年團,見本書第92頁注31。

  [3]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湖南秋收起義失利,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去長沙,準備第二次長沙暴動,並查處中共湖南省委。任弼時於九月二十二日到達長沙,同月三十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回任弼時,改派羅亦農、王一飛去湖南,召開中共湖南省委擴大會議,一面批評過去的錯誤,一面改組省委並決定以後的工作方針。

  弼時,即任弼時(一九〇四——一九五〇),湖南湘陰人。當時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共青團中央總書記。

  任旭,見本書第327頁注⑥。

  喬年,見本書第34頁注①。

  昌群,即劉昌群,當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共青團長江局書記。

  [4]澤楷,即汪澤楷(一八九四——一九五九),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九月,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十月,調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一九二九年加入託派組織,被開除黨籍。

  [5]慶施,即柯慶施(一九〇二——一九六五),原名沿惠,安徽歙縣人。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

  [6]以栗,即周以栗(一八九七——一九三四),字子慎,湖南長沙人。時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

  [7]廣東失敗,指南昌起義軍在廣東的失敗。參見本書第330頁注①。

  [8]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縮寫,意為共產黨。

  (1)這是羅亦農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報告。本文按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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