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會議後的政治局勢與上海自治運動|羅亦農

天津會議後的政治局勢與上海自治運動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最近政局，據報載及所得消息似乎不好，現在反動軍閥有新結合，向革命的軍事力量進攻。其發生此局面之原因：

　　1.九江孫軍失敗之結果；

　　2.西北軍[1]複起，天津會議[2]之產生。

　　因孫在九江失敗，實力消滅十分之六七，很難統治江、浙、皖。自孫走後，下游各小軍閥很搖動，孫之逃津也為此。別一方面奉軍限吳佩孚三天之內克復武勝關，奉、魯謀妥協就召集天津會議。

　　天津會議之內容，有〔為〕目前很重要的問題。在天津未開會前，革命的勢〖力〗站在絕對優勝的地〖位〗，九江奪下，河南小軍閥投降北伐軍，各方面民眾運動很發展；相反一方面，奉、魯衝突很厲害，孫與奉未妥協，且張宗昌[3]有聯絡閻錫山[4]與國民軍攻奉之醞釀，現因天津會議對張讓步，所以此醞釀已歸消滅。奉此次對張宗昌讓步，把實際利益如許他向南發展等，同時奉張在精神上承認了魯張的地位。魯張這次結果可得江蘇，奉天可以集中力集〔量〕對付西北軍。奉軍現在很堅決的消滅西北軍，西北軍現有七萬精兵，現大大的向河南發展，馮玉祥[5]可以指揮全軍，閻錫山有聯馮之意，合之北伐軍勢力之澎漲〔膨脹〕，與奉軍有很大的危險。現在奉天竭力拉攏閻錫山及威嚇閻錫山，閻已答應奉軍可從隴西路進兵禦西北軍，這樣於西北軍危險很大，因西北軍現尚待加以休養。

　　至於政治問題，尚未有何變更，昨報雖有楊宇霆[6]組閣及推作霖為大總統，但現在已因英、日之衝突而不能實現。在別一方面，孫傳芳與張宗昌與張作霖的結合，此為於革命的力量最有妨害之事。

　　天津會議中有可注意的二事實：

　　一、孫傳芳與天津會議。此次孫傳芳完全是卑鄙齷齪的行動，他之所以如此行動，一方面因為孫自己力量不能保存，北伐軍要東下；二方面魯張要無條件出兵江蘇，孫現為保存實力乘機待動。他到天津，從各方證明他初想借奉制魯，結果他只得保存浙江與淞滬蘇常[7]。現在他究竟能否得到此最下限度之保存，下面再講。

　　二、帝〖國〗主〖義〗與天津會議。日帝〖國〗主〖義〗不希望奉軍有多大發展，而英帝〖國〗主〖義〗很希望從此有反赤的團結，所以已以五百萬鎊借款幫助反動的軍閥。但日帝〖國〗主〖義〗已感覺中國革命勢力之澎漲〔膨脹〕，自己地位之動搖，所以多派重要代表佐希利[8]，他是日本外交界最有力者，他來調查中國革命的力量，如果確很堅固，則可組織中日不平等條件秘密研會〔究〕會，然後中日協作對付各帝〖國〗主〖義〗。現在美國已承認中國革命政府，俄國絕對幫助，日本不能不見機而聯絡中國。

　　美國帝〖國〗主〖義〗，今天報上柯立芝[9]發表根本反對列強武力干涉中國之侵略，他預備提出此策略付國際討論，於中國革命有絕大幫助。

　　現在最利〔厲〕害者為英帝〖國〗主〖義〗，我們為根本打倒英帝〖國〗主〖義〗在華之陰謀，非努力做五百萬金鎊之反抗運動[10]，可以收很大效力。今天報上三省紳士已起來反對，我們應努力反抗。

　　奉魯軍發展之可能性。照現在報上看來，奉魯軍聲勢嚇翼[11]，不但要得到江蘇，且要皖與浙，然後打江西，一直打到廣東。此計劃雖近空想，但張宗昌是土匪式的，所以可以有此主張。但奉魯軍本身力量，消滅西北軍未必可能，閻錫山未必能真心幫助。張宗昌的兵隊不堪苦戰，財政非常缺乏，現預備一千萬軍用券[12]。北伐軍如果張宗昌逼之太甚，可與一戰。長江下游，孫之部下及浙江軍隊有結合對付魯軍之可能，因此，我們不要過於害怕，奉魯軍發展之可能性並不很大。

　　現在我們怎樣可以使奉魯不能發展而抵禦他？〈第一〉中國民眾反對魯軍之心理雖強，但行動並不積極，如上海的中小商人首先反對，最後害怕。現在要民眾的政治口號顯明，民眾要團結，要有武裝準備，做種種搗亂工作，然後可以打擊奉魯軍。

　　北伐軍外交軍事政策。北伐軍現在有很大威望，且在世界已占重要意義，各帝國主義都將預備承認。北伐軍在西南地位，如楊森及貴州袁祖銘、雲南唐繼堯部下結合倒唐[13]等都很順利。惟北伐軍重要問題在東南與東北，但北伐軍目前力量要向東北與東南很難發展，因北伐軍久戰疲勞，嫡系軍隊很少，兵士尚無棉衣等。在北伐軍前面，孫傳芳聯奉，魯軍要南下，河南與奉軍要發生衝突。可是河南張治公[14]等結合想投誠北伐軍，靳雲鶚、田維勤[15]等有新直系的結合，都於北伐軍有利益。西北軍現想用全力來對付河南，不過實力上還成問題，這時候如果北伐軍外交政策用得好，可把河南小軍閥聯絡起來對付奉軍。

　　長江下游自孫走後，也有二種結合之可能：一為浙江周鳳歧、陳儀[16]等之獨立，一為江蘇盧香亭、李寶章、白寶山[17]等之結合，不問他是否近於革命，但終可使奉魯軍之發展受其打擊，而北伐軍可不直接與奉魯軍衝突，惟此就關係於北伐軍軍事外交政策用得好。現在客觀條件已具備，只要北伐軍多用點奔走之勞。

　　現在特別講到下游問題。現有二個運動：一為軍事運動，一為自治運動。現在此兩運動有漸合為一之傾向，但情形很複雜，究竟軍事上江浙軍隊之結合如何，尚未可必。自治運動，如三省聯合會[18]等。我們從全域看來，北伐軍到湖南，最重要的是唐生智[19]的投降而民眾運動只是副力，到湖北更看不見民眾運動，下游竟有民眾自治運動之發生，參加此運動的有進步的資〖產〗階〖級〗、政客、官僚、工人、學生，很有民眾基礎。

　　現要問此運動因何發生？是根據江浙實際狀況而來，一為工業發達，一為文化發達，因此江浙人民、資產階級特別有力，人民政治覺悟較別處為高。

　　歸結起來，我們要使軍事結合促成自治運動。如果成，果北伐已有了緩衝，可以休息，將來再與奉魯戰爭。

　　此自治運動可能性很大，昨天三省聯合會所發表宣言，有三目標很對：一、反孫；二、拒奉魯軍；三、江浙軍隊應贊成人民自治，都與我們主旨相同。此會之分子如蔡元培、虞洽卿、褚輔成[20]等重要名流都已參加，如果力量發展很有力，可以促成他們更左傾，更有成功希望。

　　因此，我們的策略：

　　1.表現民眾力量，促成自治運動；

　　2.促醒江浙軍隊聯合拒魯，成為緩衝地位。

　　我們的口號：（已見通告）。

　　現在我們的工作：要在下層群眾各種中小資產階級、工人、學生群眾中實際宣傳。

　　上海的運動問題：上海久已鬧自治運動，一月前及九江攻下後我們都做這個運動。照目前下游軍事變化，民眾覺悟提高，應有此項運動。但在樂觀方面，如資產階級虞洽卿等都在進行；在悲觀方面，許多普通民眾都很害怕，不積極運動，這是很有重要關係的。

　　特別市的運動，現在還是很占重要意義，如果成立，無論對帝國主義，對各方軍閥都有好處。

　　現在對於此運動活動的人，還未十分積極，我們仍須繼續做政治宣傳，要把我們的政治口號提到民眾中去。

　　樞蔚[21]已決定明天舉行講演，各級黨部對此運動絕對不要放鬆，這是于北伐軍、於中國革命前途很關重要，務要使我們的主張倒孫拒魯，成立自治市。

　　至於武裝暴動，在技術上仍可準備，但尚難爆發。

　　[1]西北軍，馮玉祥率領的部隊，原名國民軍。見本書第89頁注⑦。

　　[2]天津會議，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天津召開的奉軍軍事會議。見本書第181頁注16。

　　[3]張宗昌，見本書第128頁注②。

　　[4]閻錫山，見本書第191頁注③。

　　[5]馮玉祥，見本書第6頁注②。

　　[6]楊宇霆，見本書第146頁注16。

　　[7]蘇常，即江蘇省蘇州、常州。

　　[8]佐希利，一譯佐分利，即佐分利貞南，當時任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的代表。

　　[9]柯立芝（一八七二——一九三三），共和黨人，當時任美國總統。

　　[10]當時傳說在上海的香港英商，將借五百萬英鎊給北京政府，即將由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在北京與英商簽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蘇、浙、皖三省聯合會致電英國公使，稱「此項借款，假手軍閥助長內亂，根本破壞長江和平，實無異於三省人民作戰」，表示「三省人民無論何時，概不能加以承認」。

　　[11]原文如此。

　　[12]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內閣會議通過張宗昌提出的在江蘇省內發行軍用票一千萬元提案一事。

　　[13]楊森（一八八四——一九七七），字子惠，原籍湖南衡陽，生於四川廣安。四川地方軍閥。曾任川軍第二軍軍長。一九二六年八月接受吳佩孚委任，任四川省省長，所部改編為討賊聯軍第一路總司令。九月，組織援鄂川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率部東下援吳。同年十一月，加入國民革命軍，任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軍司令。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後，五月，被蔣介石集團任命為第五路軍前敵總指揮，率部進攻武漢。兵敗後逃回川東。

　　袁祖銘（一八八九——一九二七），字鼎卿，貴州安龍人。曾任黔軍總司令，貴州省省長，川黔聯軍總司令。一九二六年六月，率部入湘西援助吳佩孚。八月，國民政府任命為第十二軍軍長、左翼軍總指揮。袁直至吳佩孚敗局已定，方於十二月三日就職，但仍心懷異志。一九二七年一月，被唐生智誘殺。

　　唐繼堯，見本書第65頁注①。一九二六年，滇系實力派人物昆明鎮守使兼第五軍軍長龍雲、蒙自鎮守使胡若愚、昭通鎮守使張汝驥等密謀反對唐繼堯。十月，雲南迤西各界要求聯縣自治，推舉龍、胡主持軍、民兩政。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龍雲等實行「兵諫」，宣佈擁護國民政府，要求改組省政府，唐繼堯被迫去職。

　　[14]張治公（一八八一——？），字幹岑，河南洛陽人。直系將領。曾任吳佩孚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陝西陸軍第二師師長。時任陝西潼關護軍使兼第二師師長。一九二七年一月，任國民聯軍駐洛陽總司令。

　　[15]靳雲鶚、田維勤，見本書第109頁注16、17。

　　[16]周鳳歧、陳儀，見本書第145頁注⑦、⑧。

　　[17]盧香亭，見本書第145頁注⑤。李寶章、白寶山，見本書第172頁注⑤。

　　[18]三省聯合會，即蘇浙皖三省聯合會，由新蘇公會、全浙公會、安徽旅滬同鄉會聯合組成。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宣佈「以人民直接負責，速行民治為目的。」同一天，發表通電，內容為：甲.拒絕奉魯軍南下；乙.聲明孫傳芳秘密赴津，認為已棄其現有之地位；丙.對三省將領聲明，凡同情於本會者，認為人民之軍隊；丁.希望全體人民起而共同負責。

　　[19]唐生智，見本書第157頁注⑧。

　　[20]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後去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匈牙利、荷蘭、英國、比利時等講學、考察。一九二六年二月回國後，在上海參加蘇浙皖三省聯合會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攻克杭州後，任浙江省臨時政治會議委員、代理主席。同年三月二十四日，由杭州抵達上海，捲入了國民黨的反共「清黨」運動，曾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監察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出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

　　虞洽卿，見本書第118頁注⑦。

　　褚輔成，見本書第189頁注22。

　　[21]樞蔚，中共上海區委的代稱，見本書第89頁注⑨。

　　(1)這是羅亦農在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上的講話。本文據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會議記錄整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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