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眾暴動不可|羅亦農

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眾暴動不可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

　　據俄領電報，前天下午四時武昌已失守，五時漢陽失守[1]，大概武昌失守無疑，這於全國政局及上海民氣大有影響。惟因此發生許多政治問題：

　　1．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勢力的態度；

　　2．孫傳芳是否與北伐軍相當妥協；

　　3．長江下游問題；

　　4．民眾表示。

　　我意帝〖國〗主〖義〗態度，必更積極援助孫傳芳。孫傳芳照今天報上看來，他確主張制止南赤、北赤[2]，其態度純在反抗北伐軍，不過別方面消息，孫要求北伐軍不侵犯他地盤，足見孫也不敢十分對北伐軍進逼，也就未見得敢十分壓迫民眾。

　　長江一帶下游的問題，中央有具體政策，不主張向下游發展北伐軍勢力，我們要使長江下游成為紛亂局面，各軍閥分頭獨立，帝國主義者無法為一致的對付。此策略確很不錯，因：

　　1．北伐軍可很專力的向北發展；

　　2．各地民眾可得自由發展的機位〔會〕。

　　民眾表示問題，我們仍依中央前令，武昌一下，各地民眾因〔應〕速號召國民會議[3]。

　　我意此四個問題，第三、第四最值得我們的討論。

　　中央擬使陳調元[4]回江西，鄧如琢[5]回安徽，使孫傳芳不能統屬五省，吳佩孚一倒，夏超[6]也就失所憑依。在此時令，我們民眾最應提出「人民自治！」的口號，此口號特別是上海，因上海是最複雜的社會，有帝國主義者，有買辦階級，有官廳，有中小商人、學生、工人。假若長江下游確做到甚混亂的局面，上海要提出人民自治的口號，帝國主義者必很感不安，這是〔時〕全仗學生、工人起來活動。

　　所以我意全滬工作應趕快提出人民自治的口號，庶合需要。

　　至於人民自治的辦法，學生、工人當然不成問題，即資產階級也有希望，因虞洽卿[7]等的表示及孫傳芳取消保衛團等都為上海市民所反對，要他們反孫是很容易的，我們只要儘量與他們聯絡。我們的具體入手辦法，即召集國民會議，依照中央決定開始去做。

　　上面是整個的政治的分析，根據這個分析，就可商定九七紀念[8]、日廠罷工等等問題的策略。

　　具體運動：

　　1．要各團體起來做國民會議促成會運動——大意是武昌已下，民眾應速起謀自治。

　　2．武漢勝利慶祝——各團體都起來打電報及開聯席會表示慶祝。

　　3．關於上海地方民眾痛苦的宣傳，我們要進一步研究上海政治，把國民會議運動中做一很廣大的民眾痛苦宣傳，傳單、開會……

　　4．廣大的聯合戰線——我們要從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都去聯合。實際辦法：

　　（1）加緊市黨部[9]工作——加有能力的人才；

　　（2）加緊各團體聯合會工作——加有力的人才，自己負責的人前去接洽。

　　以上與各派聯絡，我們要由樞蔚[10]中人親自出馬，最好各人分頭活動一部分，庶能實行我們的策略。李立三[11]也可以去活動。

　　此外各社會團體如學聯等在相當形式之下都要出來活動，專注重於地方問題，青年團體也如此。

　　5．小沙渡罷工，我們要把他弄成嚴重政治問題，我們要盡力去與虞洽卿他們接洽，要他們以實力來維持。

　　6．九七運動，完全為廢約運動，不過要帶入上海地方問題。

　　7．此外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眾暴動不可，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軍事工作，如打入警察及軍隊中去，及組自衛團等。就是自衛團問題我們也可相當活動。

　　[1]這是誤傳消息。北伐軍攻克漢陽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攻克武昌是十月十日。

　　[2]南赤指國共合作的廣州國民政府，北赤指同情革命的馮玉祥領導下的國民軍。

　　[3]國民會議，見本書第32頁注③。

　　[4]陳調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字雪暄，河北新安（今安新）人。時任五省聯軍皖軍總司令、第八軍司令。一九二六年九月，任孫傳芳部第五方面軍總司令。一九二七年三月，投向革命陣營，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七軍軍長兼北路總指揮。

　　[5]鄧如琢，字和璞，安徽阜陽人。江西地方軍閥，時任五省聯軍贛軍總司令、第十三軍司令、江西督辦。一九二六年九月，任孫傳芳部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十月，被北伐軍打敗後下野。

　　[6]夏超（一八八二——一九二六），字定侯，浙江青田人。浙江地方軍閥。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戰爭中投靠孫傳芳。時任浙江省長兼浙江省警備隊司令。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宣佈脫離孫傳芳獨立，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兼浙江民政長職，派部進軍蘇浙邊境，準備襲取上海。二十三日，兵敗被俘，不久被殺害。

　　[7]虞洽卿（一八六七——一九四五），名和德，浙江鎮海（今屬寧波）人。曾任德商魯麟洋行、華俄道勝銀行、荷蘭銀行買辦。後創辦寧紹和三北輪船公司。一九二四年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一九二六年，在孫傳芳支持下會長一職被傅筱庵奪走。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曾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反對孫傳芳的鬥爭。一九二七年積極支持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一九四五年病死于重慶。

　　[8]九七紀念，即《辛醜條約》簽訂國恥紀念日。《辛醜條約》，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強迫清政府訂立的喪權辱國條約。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醜年）九月七日，由清政府全權代表奕、李鴻章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西、荷、比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在北京簽訂。

　　[9]市黨部，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見本書第90頁注16。

　　[10]樞蔚，中共上海區委的代稱，見本書第89頁注⑨。

　　[11]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組織部長。

　　(1)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在兩湖戰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北伐戰爭的主要打擊對象開始從吳佩孚轉向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並統治著上海的直系軍閥孫傳芳。根據形勢的這一變化，羅亦農向區委主席團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眾暴動不可」。這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最初建議。本文據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整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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