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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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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民國十四年) 二十三歲 1月初 與賀行青兩次討論了中國工業何以不發達及列寧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問題和中共策略問題研究會的工作,並討論了「團體的現狀與國內團體之弱處」,與劉伯堅「有一次關於互相批評的長談」,與李求實、陳比難、靜儀談共產黨員必備的條件。寫給梁伯台信兩封。 1月4日 中共旅莫支部召開第九次大會,討論陳啟修入黨問題。有人提出陳先生入黨須以辭去北大教授為條件,羅亦農指出:北大是中國最高學府,能插足進去是很好的,「革命不單是實際運動,理論也十分重要」。針對一些同志中存在的輕視知識分子的傾向,宣佈支部已安排了一個關於知識階級在革命進行中的作用的報告,要求同志細心聽聽列寧主義是如何對待知識階級的。在討論政治報告時,指出,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故中國共產黨要積極指導國民黨,要利用現實的政治來決定戰略,不能採取清高的政策。 1月6—12日 與陳啟修談他個人歷史。本周由於「時常感覺頭痛疲倦不能看書做事」。 1月 陳獨秀寫信給中共旅莫支部,信中說:根據國內形勢的發展,「急需得力同志能負責指導獨當一面者」回國工作。因此,中央與國際代表決定,再從旅莫人員中選調一些同志回國工作,並提出了羅亦農等十九個人的名單,要求分三批陸續回國工作。並提出羅亦農、王若飛等七人第一批回國。規定第一批羅亦農、王若飛等七人在3月4日起程。 1月18日 在中共旅莫支部第十次大會上作六個月的工作報告。宣佈為使訓練工作達到更完備的結果,執委會決定:改編小組,確定新的訓練方針,以後要特別注意中國問題和對外關係。在對外關係上,仍要與東方大學黨部發生關係,要繼續與第三國際發生密切關係,要經常向中央報告工作並常與海參崴、西歐團體發生關係。建議下期團體工作應注意以下問題:一、繼續以前的口號,牢固確定革命的人生觀;二、繼續去年已組織的五個研究會的工作及注意學校的功課;三、提醒同志時時預備回國工作;四、努力進攻宗法社會思想及各種非共產主義思想。會議選出以王一飛為書記的新的執委會。 2月2—8日 與李富春談兩次關於西歐工作狀況及莫斯科團體訓練的原則和方針,與蔡暢、郭隆真、馬志遠、周世昌等談批評的意義,共產黨員要有確定的革命人生觀和怎樣去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及莫斯科中國同志幾個缺點。與劉昌炎談他的家庭狀況及來莫的研究計劃。 代旅莫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起草《「二七」罷工第二周年紀念告同志書》。 2月11日 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執委會。會議討論了發展郭達垓(介紹人為羅亦農、劉伯堅)等二人入黨問題,決定提交支部大會討論。 2月12日 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大會。會議通過了郭達垓等加入中國共產黨。 2月14日 羅亦農所在的旅莫團第十三期第十九組會議對他在莫斯科的表現作出如下鑒定:「對團體極忠實,一切言論行動都能布爾什維克化,研究理論很切實,能應用在事實上,最近更能積極活動。」 2月15—21日 先後同劉昌炎等八人,關向應、蔡暢等十一人談普通的工人組織與革命職業家組織的區別,內容包括: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為什麼工人要有職工會的組織,為什麼工人要有政黨,工會與政黨的區別,政黨必有的條件,革命職業家必有的條件。 作「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和共產黨的政策問題」報告。 2月 接到任弼時2月18日從國內發來的信。信中提到:「兩次接農兄信,第一次責我不寫信,第二次則系普通常話」。 3月上旬 與陳啟修、李季討論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問題,與林育英談回國問題。 3月4日 中共旅莫支部召開第五次大會,傳達中共中央調羅亦農等回國的來信。羅亦農表示堅決服從中央決定。他說:共產黨員是以革命為職業的,共產黨人是武裝暴動的一個總機關,共產黨的組織好似一盤機器,用各個分子的能力來工作的。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恰是修理機械的工廠,把所有的部件都來重新洗刷,因此,將來中國的生產必賴這架機器。現在這部機器漸漸在往中國輸送了。 3月10日 出席中共旅莫支部第十次執委會。會議討論了發展郭隆真(介紹人為羅亦農、劉伯堅)和范易(介紹人為劉伯堅、王一飛)入黨問題,決定提交支部大會討論。 3月12日 在中共旅莫支部召開的有中堅分子參加的組長會上發表臨別贈言。 同日 下午6時30分從莫斯科動身回國。同行的有王若飛、王淩漢、熊雄、佘立亞、馬禹敷(玉夫)、李慰農等六人。 3月17—20日 到達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車在此停留三天。寫信給中共旅莫支部,說:「此次坐的車比前幾次都壞」,因此感覺一百二十分的不舒服,但「本革命黨員應當耐苦受苦的精神去享受他!」 3月23日 到達伊爾庫次克。 3月24日 到達赤塔。 3月29日 下午到達海參崴,中共海參崴小組書記梁柏台等將羅亦農一行接到中國街二十六號住下。當天,聽取了中共海參崴小組梁柏台、何今亮(汪壽華)彙報海參崴中國工人運動的情況。 3月30日 寫信給旅莫黨團支部兩執委會,建議利用蘇俄政權勢力,組織海參崴的中國工人運動,以為「內地工人運動的國外聲援」。 4月1—8日 先後兩次召開會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及討論回國後應採取的態度。在4月7日的會上指出:回國後首先要克服不合黨的秘密工作的毛病;其次要說明旅莫團體是培養革命的職業家的地方,我們在莫斯科是非常注意黨的工作,因要有集中的黨才能革命。同時,我們也非常注意國內問題,時時預備回國。借此可作一番宣傳,以提起國內同志的精神;第三要求同志們回國後對於各種工作不要亂加評論。 4月9日 寫信給旅莫黨團兩執委會,信中附去在海參崴召開的兩次會議記錄。下午,離開海參崴坐船向上海進發。 4月中旬 到達上海,住在慕爾鳴路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 4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第一一二期發表署名為一農的文章《今年五一之國際狀況》。文章指出,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暫時還處在向無產階級積極進攻的反動時期,那裡的無產階級只能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之下集中力量作準備;而東方各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卻「不因帝國主義之猛攻而縮小而消滅,並且已日趨兇險,一天一天的擴大範圍」。號召中國勞苦人民趕快準備「與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共同擔負推翻帝國主義的歷史使命」。 4月下旬 離滬去廣州參加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 5月1—7日 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同時在廣州舉行。羅亦農出席了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並為中共黨團成員。這次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推舉林偉民、劉少奇、蘇兆征、鄧中夏等二十五人為執行委員。 5月2日 寫《今年五一廣州的兩大盛舉》一文,發表在5月10日出版的《嚮導》第一一四期上。文章指出,「工農聯盟是革命成功和維持革命勝利的保障」,要完成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非有不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工農階級來擔負不可」。 5月上旬 在《中國工人》第五期發表《「五一」紀念與農民》一文,再次論證了工人階級領導和工農聯盟的必要性,指出:中國工人階級身受重重壓迫,「革命性要比目前所有一切階級都要高」,他們的組織雖還幼稚,但較之資產階級「強大」,因而在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應當「站在指導的地位」「領導國民革命」;農民「要從重重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只有「打倒製造內亂的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軍閥」,但農民「因客觀環境的限制,天然無獨立完全之可能」,要解放自己,只有「站在無產階級指揮之下,以撲滅他們的共同敵人」,而無產階級要完成他的歷史使命,也「非拉攏農民群眾不可」。 5月7—8日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駐粵臨時委員會,以譚平山、周恩來、羅亦農、陳延年、鮑羅廷五人為委員,代表中央就近指導當地的一切實際工作,同時指定羅亦農主持粵區黨校工作。 5月9日 寫《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始末》一文,發表在5月17日出版的《嚮導》第一一五期上。文章介紹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指出:「工人階級要斬斷自己鎖鏈從現在制度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只有「憑自己的力量,有不斷革命的積極行動」。 5月中旬 由粵返滬。 5月19日 寫信給在莫斯科的王一飛、陳喬年、劉伯堅、李求實等,向他們介紹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 5月20日 離開上海重返廣州。 5月30日 盤踞在廣州的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利用革命軍東征陳炯明,廣州市內兵力空虛的時機,陰謀發動叛亂。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並代理大總統的胡漢民及汪精衛等,向劉、楊妥協。共青團廣州地委根據中共廣州地委的部署,組織了臨時政治宣傳委員會。本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羅亦農在會上作了題為《政局形勢及我們應取的態度》的報告。報告指出:廣州已形成內外反革命勢力大聯合,形勢「十分嚴重」,強調鬥爭應側重在廣州為內應之反革命軍閥,特別對楊希閔、劉震寰「萬萬不可給他們妥協」,要「向群眾宣傳,團結群眾,督促政府」,「乘此時機將反革命肅清」。根據羅亦農的建議,會議決定:下全體動員令;用共青團領導或主持的各公開群眾團體,國民黨區黨部、區分部的名義發討伐通電及宣言;成立演講隊,向群眾作宣傳。 同日 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運動迅速向全國發展,形成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5月31日 寫了《形勢嚴重下之廣州政府》一文,刊登於6月20日出版的《嚮導》第一一八期。文章公開批評汪精衛、胡漢民等對楊希閔、劉震寰發動反革命叛亂之調和妥協態度,強調「反動的軍閥不肅清,革命政府不能整頓吏治,統一行政,從事各種建設」。 6月2日 廣州召開聲援五卅運動大會。到工兵學幾千人。會上,羅亦農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發表演說,「影響頗佳」。會議通過了組織工農兵學商大同盟、成立演講隊、抵制日貨英貨等決議。 6月12日 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定了楊、劉叛亂。 6月中旬 在共青團廣州地委全體會議上,報告五卅慘案的意義,並提出要擴大反帝運動。 7月19日 寫信給在莫斯科的陳喬年、劉伯堅、胡慶生、李求實等,告以國內革命形勢,並告訴他們:「現在我們缺乏的是作工的人才。在目前客觀的情況看來,就是回來百個同志來廣州工作也不夠」。並說由於廣州天氣太熱,自己的病「不見得比在莫時好」,表示雖「極願意在北方,但此間同志不贊成,無可奈何,只好犧牲個人。」 8月20日 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暗殺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 9月18日 在《嚮導》第一三期發表《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一文,指出廖仲愷「是被國民黨右派、反革命軍閥、官僚政客和帝國主義者、香港政府刺死的」,是「為中國國民革命而死」,他的死「固然是國民黨的巨大損失,但是國民黨諸領袖假若乘此機會有肅清反革命的決心,未始不能使國民黨開一新局面」,反之,「廣州就要發生第二次更兇險的事變」。 10月 由粵到京,代表中共廣東區委出席在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會上報告了粵區的工作情形。會議根據羅亦農的報告,通過了《粵區報告議決案》。 10—12月 應李大釗的要求,中共中央決定羅亦農留京主持北方區委黨校工作。黨校設在鼓樓大街路西的一條偏僻胡同裡,為保證安全,對外掛牌「北京職業實習學校」。第一期學員由各地委照區委所決定的人數選派,共約六十人。黨校的課程和教學計劃是李大釗、羅亦農和趙世炎三人共同擬定。學習輔導工作主要是羅亦農負責。羅亦農親自講授了政治經濟學常識、歷史唯物主義、世界革命史等課程。 11月7日 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邀請,在紀念蘇俄革命八周年公開講演大會上,發表題為《蘇俄革命之根據及其在世界革命上之意義》的講演。 12月10日左右 由京抵滬。 12月12日 中共上海區委決定羅亦農為區委黨校講授《第三國際的政策》(二次)和《黨的組織及紀律》(一次)課程。 12月19日 中共上海區委發出《樞字通告第二十六號》,通告「中央決案,派羅亦農同學為區委書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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