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舊」以後（上）_魯迅

「感舊」以後（上）①

　　[署名]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②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裡面。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麼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麼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裡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不指定著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觸著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裡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那一隊，但有時是屬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為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③，恐怕要勸一切有志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④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

　　（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麼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⑤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卻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彙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麼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為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裡去找活字彙，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備考〕：

　　《莊子》與《文選》　﹙文/施蟄存﹚

　　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著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填注兩項：（一）目下在讀什麼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

　　在第二項中，我寫著：《莊子》《文選》，並且附加了一句注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豐之余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過敏起來，以為豐先生這篇文章是為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在我並不想對於豐先生有什麼辯難，我只想趁此機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當說明我為什麼希望青年人讀《莊子》和《文選》。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與青年人的文章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裡推薦了這兩部書。我以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並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莊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當說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為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於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為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為「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比之為酒，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係，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青年讀《莊子》與《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造」，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幾部書進去的。

　　這裡，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裡，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於豐之余先生以為寫篆字，填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於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這些其實只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豐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為「謬種」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臺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豐先生那篇文章並不是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談》。

　　【注釋】

　　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

　　② 施蟄存：江蘇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編《現代》雜誌。

　　③ 莊子死後被劈棺的故事，見明代馮夢龍輯《警世通言》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說：莊子死後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國王孫；成婚時，王孫突然心痛，他的僕人說要吃人的腦髓才會好，於是田氏便拿斧頭去劈棺，想取莊子的腦髓；不料棺蓋剛劈開，莊子便從棺內歎一口氣坐了起來。

　　④ 《烈女傳》：漢代劉向著有《列女傳》，內分「貞順」「節義」等七類。這裡可能即指此書。

　　⑤ 「第三種人」：參看《論「第三種人」》《官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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