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壇的悲觀」_魯迅

「中國文壇的悲觀」①

　　[署名]旅隼

　　文雅書生中也真有特別善於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為近來中國文壇的混亂②，好像軍閥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但尤其痛心誣陷。

　　其實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鬥爭，甚而至於謾駡，誣陷的。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③，李蓴客和趙祪叔④，就如水火之不可調和；再近些，則有《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⑤，《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⑥，也都非常猛烈。當初又何嘗不使局外人搖頭歎氣呢，然而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為雨露洗得乾乾淨淨，後人便以為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在外國也一樣，我們現在大抵只知道囂俄和霍普德曼⑦是卓卓的文人，但當時他們的劇本開演的時候，就在戲場裡捉人，打架，較詳的文學史上，還載著打架之類的圖。

　　所以，無論中外古今，文壇上是總歸有些混亂，使文雅書生看得要「悲觀」的。但也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於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乾淨的處所。增加混亂的倒是有些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⑧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為「一丘之貉」。這樣子，擾亂是永遠不會收場的。

　　然而世間卻並不都這樣，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⑨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為時並不久，現在那裡去了？

　　只有近來的誣陷，倒像是頗為出色的花樣，但其實也並不比古時候更厲害，證據是清初大興文字之獄的遺聞。況且鬧這樣玩意的，其實並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掛了招牌，而無貨色，只好化為黑店，出賣人肉饅頭的小盜；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經弄過筆墨的人，然而這時卻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了。

　　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裡。

　　八月十日

　　【注釋】

　　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報·自由談》，原題《悲觀無用論》。

　　② 中國文壇的混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報·火炬》載小仲的《中國文壇的悲觀》一文，其中說：「中國近幾年來的文壇，處處都呈現著混亂，處處都是政治軍閥割據式的小縮影」，「文雅的書生，都變成猙獰面目的兇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頭上，……直冤屈到你死！」並慨歎道：「嗚呼！中國的文壇！」

　　③ 章實齋（1738─1801）：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代史學家。袁子才（1716─1798），名枚，字子才，浙江錢塘（今杭縣）人，清代詩人。袁枚死後，章學誠在《丁巳劄記》內針對袁枚論詩主張性靈及收納女弟子的事，攻擊袁枚為「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此外，他又著有《婦學》《婦學篇書後》《書坊刻詩話後》等文，也都是攻擊袁枚的。

　　④ 李蓴客（1830─1894）：名慈銘，字無心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人，清末文學家。趙譅叔（1829─1884），名之謙，字譅叔，浙江會稽人，清末書畫篆刻家。李慈銘在所著《越縵堂日記》中常稱趙之謙為「妄人」，攻擊趙之謙「亡賴險詐，素不知書」，「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見光緒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記）

　　⑤ 《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指清末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關於民主革命和君主立憲的論爭。

　　《民報》，月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日本東京創刊，一九〇八年冬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〇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兩期後停刊。《新民叢報》，半月刊，一九〇二年二月在日本橫濱創刊，一九〇七年冬停刊。

　　⑥ 《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指《新青年》派和當時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封建復古派進行的論爭。《新青年》，「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綜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由陳獨秀主編，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釗等參加該刊編輯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⑦ 囂俄：通譯雨果。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義劇作《歐那尼》在巴黎法蘭西劇院上演時，擁護浪漫主義文學的人們同擁護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們在劇院發生尖銳衝突，喝采聲和反對聲混成一片。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通譯霍普特曼，德國劇作家，著有劇本《織工》等。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霍普特曼的自然主義劇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劇院上演時，擁護者和反對者也在劇院發生尖銳衝突，歡呼聲和嘲笑聲相雜，一幕甚於一幕。

　　⑧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語見《莊子·齊物論》。

　　⑨ 林琴南（1852─1924）：名紓，字琴南，福建閩侯（今屬福州）人，翻譯家。他曾據別人口述，以文言翻譯歐美文學作品一百多種，在當時影響很大，後集為《林譯小說》。他晚年是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守舊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有《荊生》與《妖夢》（分別載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新申報》），前篇寫一個所謂「偉丈夫」荊生，將大罵孔丘、提倡白話者打罵了一頓；後篇寫一個所謂「羅蒼羅阿修羅王」將「白話學堂」（影射北京大學）的校長、教務長吃掉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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