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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25日致時玳〔1〕


  時玳先生:

  十五的信,二十五收到了,足足轉了十天。作家協會已改名文藝家協會,發起人有種種。我看他們倒並不見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圖,不過或則想由此出點名,或者想由此洗一個澡,或則竟不過敷衍面子,因為倘有人用大招牌來請做發起人,而竟拒絕,是會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其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聰明,就簽上一個姓名,橫豎他簽了也什麼不做,像不簽一樣。

  我看你也還是加入的好,一個未經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發瘋的。加入以後,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無非幫幫所謂指導者攻擊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點較費力的工作,以及聽些謠言。國防文學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只不過攻打何人何派反對國防文學,罪大惡極。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己無聊,讀者無聊,於是在無聲無臭中完結。假使中途來了壓迫,那麼,指導的英雄一定首先銷聲匿跡,或者聲明脫離,和小會員更不相干了。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產,我有一大把拔在這裡,現在在生病,俟愈後,要把它發表出來,給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協會」發起人之一在他所編的刊物上說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別一發起人卻在勸我入會:他們以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誰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觸接觸,就會明白的更多。

  這愛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們誤以為做成一個作家,專靠計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連絡誰,打倒誰,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這並無大效,因此在上海,竟很少能夠支持三四年的作家。例如《作家》月刊,原是一個商辦的東西,並非文學團體的機關志,它的盛衰,是和「國防文學」並無關係的,而他們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見其毫無眼光,也沒有自信力。

  《作家》既非機關志,即無所謂「分裂」,但我卻有一點不滿,因為他們只從營業上著想,竟不聽我的抗議,一定要把我的作品放在第一篇。

  我對於初接近我的青年,是不想到他「好」「不好」的。如果已經「當做不好的人看待」,不是無須接近了嗎?曹先生到我寫信的這時候為止,好好的(但我真不知道有些人為什麼喜歡造這種謠言)。活著,您放心罷。

  專此布複,即請日安。

  魯迅 五月二十五日

  〔1〕時玳當時的青年作者,詳情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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