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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


  霽雲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兩篇講演,我決計不要它,因為離實際太遠。大約記者不甚懂我的話,而且意見也不同,所以我以為要緊的,他卻不記或者當作笑話。《革命文學……》則有幾句簡直和我的話相反,更其要不得了。這兩個題目,確是緊要,我還想改作一遍。

  《關於紅的笑》我手頭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這種口角文字,犯不上為它費工夫。但這次重看了一遍,覺得這位鶴西〔1〕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

  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2〕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係,和他們不相干,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

  中國鄉村和小城市,現在恐無可去之處,我還是喜歡北京,單是那一個圖書館,就可以給我許多便利。但這也只是一個夢想,安分守己如馮友蘭〔3〕,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所以暫時大約也不能移動。

  先生前信說回家要略遲;我的序擬於二十四為止寄出,想來是來得及的罷。

  專此布達,即請旅安。

  迅上 十二月十八日

  〔1〕鶴西即程侃聲,湖北人。他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和十九日的北京《華北日報》副刊上連載《關於紅笑》一文,指摘梅川所譯《紅的笑》抄襲了他的譯本。

  〔2〕這裡指署名紹伯(田漢)所作的《調和》一文,參看《且介亭雜文·附記》和350207①信。

  〔3〕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學家。當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因曾去蘇聯旅行,在北平被國民黨保定行營傳訊,次日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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