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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8日致劉煒明


  煒明先生:

  十五日惠函收到。一個人處在沈悶的時代,是容易喜歡看古書的,作為研究,看看也不要緊,不過深入之後,就容易受其浸潤,和現代離開。

  我請先生不要寄錢來。一則,因為我瑣事多,容易忘記,疏忽;二則,近來雖也化名作文,但並不多,而且印出來時,常被檢查官刪削,弄得不成樣子,不足觀了。倘有單行本印出時,當寄上,不值幾個錢,無須還我的。

  《二心集》我是將版權賣給書店的,被禁之後,書店便又去請檢查,結果是被刪去三分之二以上,聽說他們還要印,改名《拾零集》,不過其中已無可看的東西,是一定的。

  現在當局的做事,只有壓迫,破壞,他們那裡還想到將來。在文學方面,被壓迫的那裡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沒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進步性的,也均被刪削摧殘,大抵辦不〔下〕去。這種殘酷的辦法,一面固然出於當局的意志,一面也因檢查官的報私仇,因為有些想做「文學家」而不成的人們,現在有許多是做了秘密的檢查官了,他們恨不得將他們的敵手一網打盡。

  星洲〔1〕也非言論自由之地,大約報紙上的消息,是不會確於上海的,郵寄費事,還是不必給我罷。

  專此布複,即頌

  時綏。

  魯迅 十一月二十八夜。

  注釋:

  〔1〕星洲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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