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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月日8月3日致徐懋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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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庸先生: 頃收到一日信。光華忽用算盤,忽用苦求,也就是忽講買賣,忽講友情,只要有利於己的,什麼方法都肯用,這正是流氓行為的模範標本。我倒並不「動火」,但勸你也不要「苦悶」了,打算一下,如果以發表為重,就明知吃虧,還是給他;否則,斬釘截鐵的走開,無論如何苦求,都不理。單是苦悶,是自己更加吃虧的。 我生胃病,沒有好,近又加以肚瀉,不知是怎麼的。現在如果約定日子,臨時說不定能出門與否,所以還是等我好一點,再約面談罷。 生活的條件,這麼苛,那麼,是辦不來的。 我給曹先生信裡所說的「狗才」,還不是傅紅蓼〔1〕,傅紅蓼還不過無聊而已。我所指的是「談言」和《火炬》上的有幾篇文章的作者,雖然好像很急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這無須一年半載,就有事實可以證明。至於《動向》中人,主張大抵和我很接近(只有一篇說小說每篇開頭的作法不同,就是新八股的,我以為頗可笑),我何至於如此罵他們呢? 辯解,說明之類,我真是弄得疲乏了,我想給曹先生一封信,不要公開就算。 此複,即頌 時綏 迅上 八月三日 〔1〕傅紅蓼當時《大晚報·火炬》的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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