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_魯迅

後記(1)

　　這一本的編輯的體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著寫作的時候。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刪削，不過我懶于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為記了。只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被全篇禁止的有兩篇：一篇是《什麼是諷刺》，為文學社的《文學百題》①而作，印出來時，變了一個「缺」字；一篇是《從幫忙到扯淡》，為《文學論壇》而作，至今無蹤無影，連「缺」字也沒有了。

　　為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係，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為佩服。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麼兒童年，婦女年②，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本位文化，第三種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只能扯淡這方面看起來，確也應該禁止的，因為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別人大約也和我一樣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的風傳，致使蘇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報》上發表了這樣的公開信：

　　「《火炬》編輯先生大鑒：頃讀本月四日貴刊『文學評論』專號，載署名聞問君的《文學雜談》一文，中有──

　　『據道路傳聞蘇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彈冠入××（照錄原文）會消息，可知文藝雖不受時空限制，卻頗受「大洋」限制了。』

　　等語，聞之不勝憤慨。汶於近數年來，絕未加入任何會工作，並除以編輯《現代雜誌》及賣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組織之分文薪金。所謂入××會云云，雖經×報謠傳，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態度公允見稱之貴刊，亦覆信此讕言，披諸報端，則殊有令人不能已於言者。汶為愛護貴刊起見，用特申函奉達，尚祈將原書賜登最近貴刊，以明真相是幸。專此敬頌

　　編安。

　　蘇汶（杜衡）謹上。十二月五日。」

　　一來就說作者得了不正當的錢是近來文壇上的老例，我被人傳說拿著盧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後，這才將盧布說取消，換上了「親日」的更加新鮮的罪狀。我是一向不「為愛護貴刊起見」的，所以從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來越濫，竟謠到蘇汶先生頭上去了，可見謠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經驗說起來，檢查官之「愛護」「第三種人」，卻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寫的文章，有兩篇冒犯了他們，一篇被刪掉（《病後雜談之餘》），一篇被禁止（《臉譜臆測》）了。也許還有類於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為「入××（照錄原文）會」③了罷。這真應該「不勝憤慨」，沒有受慣奚落的作家，是無怪其然的。

　　然而在對於真的造謠，毫不為怪的社會裡，對於真的收賄，也就毫不為怪。如果收賄會受制裁的社會，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賄的謠言的人們。所以用造謠來傷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報銷，在實際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寫的，現在自己譯出，並且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有應該說明的地方──

　　一，《活中國的姿態》的序文裡，我在對於「支那通」加以譏刺，且說明日本人的喜歡結論，語意之間好像笑著他們的粗疏。然而這脾氣是也有長處的，他們的急於尋求結論，是因為急於實行的緣故，我們不應該笑一笑就完。

　　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號的《改造》雜誌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聖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興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譯出，載於《雜文》④雜誌第二號（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裡。

　　三，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⑤。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

　　四，《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應三笠書房之托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裡，說明著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

　　【注釋】

　　①《文學百題》參看本卷第324頁注①。該書原為百題，經國民黨審查機關刪去二十六題；出版時被刪各題仍列入目錄，下注「闕」字。

　　②婦女年：一九三三年冬，上海市商會和一些婦女團體為提倡國貨，定一九三四年為婦女國貨年，簡稱婦女年。

　　③××會：指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④《雜文》：文學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創刊。先後由杜宣、勃生編輯。國內由上海群眾雜誌公司發行。至第三號被國民黨政府查禁，第四號起改名《質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期。

　　⑤陳源（1895─1973）：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主要成員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致志摩》一文，其中誣衊魯迅說：「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又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閒話》中影射魯迅「整大本的剽竊」。參看《華蓋集續編·不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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