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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忘卻的記念(1)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裡,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裡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裡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裡,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裡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裡。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裡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裡,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麼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裡的呢,這豈不冤枉!

  【注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五個青年作家,參看本卷第283頁注

   「左聯」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藝新聞》第三號(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為題,用讀者致編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來。

   林莽,即樓適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譯家。當時「左聯」成員。

   彼得斐(Pet?fi Sándor,1823─1849),通譯裴多菲,匈牙利愛國詩人。主要詩作有《勇敢的約翰》《民族之歌》等。

   《萊克朗氏萬有文庫》一八六七年德國出版的文學叢書。

   丸善書店:日本東京一家出售西文書籍的書店。

   「三道頭」當時上海公共租界裡的巡官,制服袖上綴有三道倒人字形標誌,被稱作「三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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