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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日記(1)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複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裡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跡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裡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著實為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著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注釋】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八日、十日、十二日北京《世界日報副刊》。

  段祺瑞曾著《二感篇》,發表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十八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分《內感》與《外感》兩篇。「內感」是對國內時局的感想;「外感」是對國際時局的感想。在《內感》篇內,他大談封建的「道德仁義」,滿含殺機地說:「最奇特者。人之所無。而我更有澎湃之學潮。可謂新之又新……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鄭子產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堯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誅……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這裡的「外冒篇」是對段祺瑞的諷刺。

  李慈銘(1830—1894):字無心伯,號蓴客,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清末文學家。所著《越縵堂日記》,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二〇年影印出版。

  「有厚望焉」: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段祺瑞在逃往天津前發出八道「命令」。第一道「嚴禁赤化」中說:「惟是共產之禍,舉國非之,及今不圖,何以為國,尚望各省軍民長官,國內耆舊,設法消弭,勿任滋蔓,有厚望焉。」這裡是順筆對段的諷刺。

  《世界日報》:成舍我主辦,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創刊於北京。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該報請劉半農編輯副刊。據《魯迅日記》,劉在六月十八日訪作者約稿。作者便自六月二十五日起為該刊寫了《馬上日記》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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