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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學


  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裡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駡他的敵手的;

  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 ,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甯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裡,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裡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麼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注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眾旬刊》第五期。

  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又狂熱地擁護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受到法西斯主義黨的推崇。其創作傾向主要是唯美主義,著有劇本《琪珴康陶》,小說《死的勝利》等。

  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德國劇作家。

  早年寫過《日出之前》、《織工》等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竭力贊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並糾合德國的若干知識分子為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辯護。

  伊本納茲(1867—1928):通譯伊巴涅茲,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黨的領導人。因為反對王党,曾兩次被西班牙政府監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僑居法國。主要作品有小說《農舍》、《啟示錄的四騎士》等。

  吳稚暉於一九二七年秉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呈文,以「救護」國民黨為名發起「清黨」。

  這裡說的指揮刀下的「革命文學」,指當時一些反動文人發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學。如一九二七年間在廣州出現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這樣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學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純粹中國國民黨黨員,提倡革命文學……從事本黨的革命運動」等語。

  「殺身成仁」: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笙歌歸院落」二句,見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詩。宋代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說:「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賦得革命,五言八韻」:科舉時代的試帖詩,大抵都用古人詩句或成語,冠以「賦得」二字,以作詩題。清朝又規定每首為五言八韻,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韻。這裡指那些只有革命口號,空洞無物的作品。

  葉遂寧(C.A.EceZPZ,1895—1925):通譯葉賽甯,蘇聯詩人。以描寫宗法制度下農村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嚮往革命,寫過一些讚揚革命的詩,如《蘇維埃俄羅斯》等。但革命後陷入苦悶,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殺。

  梭波裡(A.M.CohELM,1888—1926):蘇聯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後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於當時的現實而自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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