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絲雜感(2)_魯迅

扣絲雜感(2)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⑾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⑿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麼大關係了。

　　那麼，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⒀說他《洪水》 ⒁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麼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只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云云，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面或凹面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面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面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

　　⒂直要待到蔡松坡 ⒃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齣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⒄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僕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只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復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⒅。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制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裡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裡，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于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注釋】

　　⑾大概指發表在《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俠子的《東風》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說：

　　「在這革命火焰高燃的當中，我們所渴望著的文學當然是革命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拙作《東風》載在這革命的刊物裡，本來是不對的……

　　希望讀者指正和原諒。」

　　⑿教育部禁止白話：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發佈禁止白話文令，說使用白話文是「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下令「所有國文一課，無論編纂何項講義及課本，均不准再用白話文體，以昭劃一而重國學」。

　　⒀郁達夫的受反動報刊攻擊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發表的《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該文主旨在攻擊他認為「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按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大危險」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文中有這樣一段：「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裡，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眾，利用民眾，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離開民眾，以民眾的利害為利害，以民眾的敵人為敵人，萬事要聽民眾的指揮，要服從民眾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為這是迂闊之談，那末你們且看著，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幾何時。」這些話對於當時的蔣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動刊物《這樣做》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叛徒孔聖裔的《郁達夫先生休矣！》一文，攻擊說：「我意料不到，萬萬意料不到郁達夫先生的論調，竟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介石同志的論調，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郁達夫先生！你現在是做了共產黨的工具，還是想跑去武漢方面升官發財，特使來托托共產黨的大腳？」

　　⒁《洪水》：創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創刊於上海。

　　初為週刊，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復刊，改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⒂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為「洪憲」，自稱「中華帝國」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關於他看特印的報紙一事，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虎庵雜記》：「項城（按指袁世凱）在京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後始進呈。」

　　⒃蔡松坡（1882—1916）：名鍔，湖南邵陽人。辛亥革命時在昆明起義，任雲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後病故於日本。

　　⒄龍馭上賓於天：封建時代稱皇帝的死為「龍馭上賓於天」（或龍馭賓天），即乘龍仙去的意思。《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

　　⒅「清道」：封建時代，帝王和官員出入，先命清掃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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