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九

二十九

　　自明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前清學術，頗蒙其影響，而範圍亦限於天算。

　　「鴉片戰役」以後，漸怵於外患。洪楊之役，借外力平內難，益震於西人之「船堅炮利」。於是上海有製造局之設，附以廣方言館，京師亦設同文館，又有派學生留美之舉，而目的專在養成通譯人才，其學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數十年中，思想界無絲毫變化。惟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柢，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會之在中國者，亦頗有譯書。光緒間所為「新學家」者，欲求知識於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蓋「學問饑餓」，至是而極矣。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蓋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製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

　　時獨有侯官嚴複，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群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複其首也。亦有林紓者，譯小說百數十種，頗風行于時，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作者。紓治桐城派古文，每譯一書，輒「因文見道」，於新思想無與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

　　而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總根原，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論。其高秀者，則亦以「致用」為信條，謂必出所學舉而措之，乃為無負。殊不知凡學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呆子」，然後有學問也。晚清之新學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輩具有「為經學而治經學」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謂為清學衰落期，並新思想啟蒙之名，亦未敢輕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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